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历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声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被迫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就了“亚洲四小龙”阶段性的崛起。1当此之时，中国国家政策也开始急剧转向。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迫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依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到了极限，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初，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则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发展民营经济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开始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种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