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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人口城镇化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将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以前靠一个钢铁(行情 专区)厂带动一座钢铁城市,是因为过去以工业城镇化为主要特点,靠重化工(行情 专区)业拉动城市发展。如今,人口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要求城市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以适应人在城市生活的需求。人们需要得到好的服务,比如教育、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人的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将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服务业将成为容纳就业的主体,为就业创造更大的空间。

  青评论: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乡镇企业热,当时提出的农民“离土不离乡”、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就地转化等。之后,东南沿海等地区在部分乡镇企业发展成大企业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小城镇群。但就全国而言,此前城镇化并不成功,大批农村人口涌进大城市,城镇化变成城市化。目前的情况有哪些变化,本轮城镇化能否成功?

  迟福林: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化的就业、安居、生活品质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能否适应全社会的需求变化,决定城镇化的质量。从就业需求的变化看,以往人们能够忍受“候鸟式”、“两地分居”的就业。而今天,人们更加追求在城镇稳定的就业以及享受到完整的家庭生活。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回不了农村,也不想回农村,更希望在城镇安家。

  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成熟。现在80后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70%左右。有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的比例高达85%。再过5-10年,200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将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受教育程度、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从事的行业等都决定了他们不会再回到农村。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要有时间表。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人口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关键。人口城镇化主要涉及到三个大问题:一是就业;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三是基本住房保障。最大的难题是住房问题。要采取多种办法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比如,将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范围;对招用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在依法取得的土地上建设一些农民工的宿舍楼等。

  城镇化是未来我国

  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

  青评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几年前讲过一句话,他认为影响21世纪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中国的城镇化,对世界有何意义?

  迟福林:我不久前在欧洲访问,一位挪威的学者表示,挪威和中国的区别在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很多政策和行动对世界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时表示,今后五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而城镇化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城镇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对世界也有重要影响。未来10年我国如果保持7%-8%的经济增长,也将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重大贡献。

  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2010年,我国消费总量是16万亿元。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3.3:1。未来10年左右,通过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50万亿元左右,由此,我国将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若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增加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人口城镇化将支撑我国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人口城镇化在未来8~10年将给我国带来百万亿的需求。即使只有70~80万亿元,未来10年我国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在目前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下,由城镇化所带来的百万亿的内需,可以说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贡献。

  青评论: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迟福林:这些年,城镇化中暴露出来的农地问题,与法律尚未赋予农地使用权完整的物权性质直接相关。农村征地强拆、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地实际上为债权而非物权,农民难以成为征地中的谈判主体。由于农地和宅基地的物权性质不完整,农民难以通过承包地和宅基地流转,带着资本进城,由此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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