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我们也看到，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比例似乎越来越不相称，这是不是也是全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挑战？

　　皮萨：同最初的农业或者低技能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越来越倚重，所以，资本所得比劳动所得提高得更快。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发达国家大致是在1980年代开始了资本的快速增长进程，而收入所得的上涨大概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后失业率的上升使资本占比开始上升，劳动所得占比则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周期性问题，30年河东，30年河西。但从绝对数字看，劳动所得仍旧远远高于资本所得。在发达国家，劳动所得大概占收入的三分之二，剩下的是资本产生的利润。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如果劳动所得不是三分之二，那么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劳动力市场向好，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

　　文汇报：您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教育投入与薪酬一定成正比么？为什么市场上还是有不少高学历者难以搜寻到有匹配薪酬的工作岗位呢？

　　皮萨：搜寻理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好工作，高学历的人收入也自然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立刻就能得到高收入。必须用一段时间来等待合适岗位的出现，也可能先要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然后等待好工作的出现。这就是搜寻的过程。搜寻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高学历、但没有找到高收入工作岗位的情况一般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10年以后，他们就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变得更加富裕了。

　　文汇报：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情况就是，普通劳动力稀缺，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收入逐渐趋近，产生了对教育的负激励。您怎么看？

　　皮萨：当这个市场没有给高学历的人提供好的工作，那么年轻人就会质疑，我们是否还要接受那么多教育？但是，一旦市场好转，这些质疑的人就会后悔。长期看，如果不接受好的教育，那么在整个环境改善以后，你就不可能从中受益。所以，年轻人最好是从长期角度来做规划。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状况更多是短期的经济周期带来的，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和教育的关系。失业率高企时，我们会看到更多人去上学；而你刚才提到的现象，则是对教育的一个负面影响。商业周期通常比较短，人们需要做出快速应对和适应。而从更长时段的经济发展周期来看，经济越是发展，越会提供更多的职位给高学历人才。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高学历人才出现之后，工作岗位最终会追上他们的脚步。

　　文汇报：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其实和总体经济结构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皮萨：的确是这样。一开始，工作岗位都集中在低技能的制造业，最终，制造业也会创造出高技能的职位，比如研发等等。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更多的岗位出现在商业服务发展起来以后，比如金融、房地产、会计等，这些部门会在稍晚的时候出现，欧美大概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超越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正在向这一方向迈进。

　　文汇报：您提到，中国将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出去，以期引进高端产业、高素质人才，结果难以如愿。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是否并不那么容易？发达国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皮萨：发展高端产业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更多的工业化经验，并且有赖于商业部门更充分地发展。中国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工业在世界贸易版图中表现很好，这通常是迈向高端产业、走向专业化商业的基础。按照中国工业当下的发展速度，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商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支撑更高端产业的出现。

　　一般而言，出口行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很大，中国目前仍旧有非常多的低技能劳动力，当然最终通过教育，会实现产业升级。我的看法是，不能过分依赖出口来支撑就业，而是要更多地转向内需。很大一部分的就业岗位可以来源于商业部门提供的服务，这些岗位更大程度上同内需相关。

　　文汇报：我们知道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同个人的幸福感非常有关。作为经济学家，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皮萨：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向好的时候，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但是调查也发现，社会状况、家庭状况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我只是经济学家，所以只能就劳动力市场这一因素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