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非常引人关注，不少人把它归因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您怎么看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

　　皮萨：我认为，真正需要作出根本改变的是欧洲的监管制度。我们知道，欧盟一开始是一个贸易联盟，国家间都实行自由贸易，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统一，但财政政策却各有差异。货币政策的殊异，或者更具体而言，利率的殊异，会约束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欧盟，几乎各国政府都希望只花钱不征税。但是不征税就无法支撑花费，最后借贷利率就会增高，你会发现借贷不起了，就只能征税或者让货币贬值。

　　欧洲的问题在于，一些小国面对的所谓统一的欧洲，一般是由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决定其利率水准的，在如此低的利率水准下借贷，又没有任何约束，结果自然就是不停地借贷。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借贷加以管理。但欧盟却从来没有类似的管理框架。这就是欧洲危机的来源。

　　高福利本身并不带来危机，高福利仅仅带来了更多的花费，只不过你必须通过征税来支撑这样的花费。

　　文汇报：有人提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得益于勤劳肯干的工作伦理，而欧洲福利社会的溃败，也正是由于这种工作伦理的丧失，人们变得懒惰了。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皮萨：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欧洲国家已经很富裕了，人们自然需要更多的休闲、更长的假期。我觉得这很好。欧洲人和美国人很不一样，尽管美国也非常发达，但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向往更多的休闲。

　　文汇报：主要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同时债务水平又非常高，还款能力越来越低，这样看来，未来全球前景是否令人比较悲观？

　　皮萨：将来还会有问题，尤其是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如果我们继续按现在的情况支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资金和财政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延缓退休年龄，人们现在更健康了，还可以继续工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退休金从何而来？如果退休金更多地来自税收而不是投资基金，那么年轻人就要付更多的税。同时，100%的医疗保险也是不可持续的，也需要高税收来支撑。

　　文汇报：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面临未富先老，是否处于不利的情况？

　　皮萨：我认为这同中国的计划生育有关。中国现在开始考虑养老金问题了，这一时机同当年的欧洲并不一样，欧洲当年还是有非常多的年轻劳动力，整个社会的抚养比例还比较低。

　　劳动所得占不到收入的三分之二，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文汇报：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被拉大。有人甚至提出，美国金融危机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您怎么看全球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

　　皮萨：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化。比如，中国的工业部门就比封闭经济时代规模更大了；全球化也使纽约和伦敦的金融部门规模更大了，它们成了全球金融中心。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最主要影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变得全球化了，比如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欧洲借贷去购买美国的房产，或者为欧洲的银行提供抵押贷款业务。

　　全球化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平等。由于全球化，金融市场业务量急剧上升，获利颇丰。伦敦金融业员工的收入比制造业高很多，因为制造业市场并不像金融业那样增长很快。这样一来，收入差距扩大了，不平等就自然产生了。

　　文汇报：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新兴经济体的大量劳动者进入全球市场，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供给。您怎么看这一巨大的变化？

　　皮萨：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在中国，全球化提供了非常多的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农村务农人口可以借此进入全球市场。对欧洲来说，的确有很多岗位因此消失了，因为他们不能在制造业领域高效生产了，但是他们可以更好地生产出其他东西。最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大家利用各自比较优势生产出了更好的东西。英国一开始也生产低成本衬衣，但是后来由于没有中国和印度生产的衬衣那么好，工厂就倒闭了，大家一开始还觉得这毁了自己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可以生产和设计更好的衬衣并销往中国和印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