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开发区的农民工居住小区成为提倡推广的重要经验。但是，仔细考察农民工小区的发展过程和管理特色，我们发现，其实存在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企业为本”的政府行为特征。某市开发区建设伊始，引来跨国公司等数家企业，农民工也随企业的出现大量涌现。多数企业不愿在农民工管理方面浪费成本，起初，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混乱。租来的宿舍也是20余人一间。由于人员多，环境差，打架斗殴、偷盗欺诈现象多发，导致跨国公司付出赔偿。一些企业对于这样的配套环境表示不满，对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否能够保障企业顺利发展表示怀疑，有的甚至表示要撤资。该市及开发区政府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指标压力下，决定协助企业，承担农民工后勤管理工作，加大就业环境的整顿与配套设施的建设。随后许多以农民工为居住主体的小区出现了，小区内的楼房由政府出资建成，环境很好，与城市社区表面上没有差别。企业按员工规模租赁房屋，每月按规定缴纳房租、水电费。这样一来，农民工由以前20人一个房间，变为6人左右一个房间。为了有效有力的管理农民工，小区警务室与社区服务站出现了。但问题在于，政府较少考虑农民工生活与发展需求，单纯按照企业的意图来管理农民工。企业希望得到最年富力强的农民工，政府则只建单身宿舍，生活压力迫使成家农民工二次流动或返乡；企业希望农民工一天工作16个小时，政府则要求社区管理人员协助企业控制农民工出入社区的时间。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嫁于基层政府。
另外，从事特定行业的农民工，则被政府忽视，甚至遗忘。家政行业农民工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就业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在于行业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的缺失源于政府在行业监管与规范方面的职能缺失，同时，农民工没有表达诉求、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因此，政府围绕农民工的工作机制需要审视与调整。
第二，保护投资环境。近几年，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与增收，努力保障并稳定农民工就业，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政府所谓保护投资环境中的一些政策措施，直接破坏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时候，政府为了所谓投资环境，甚至直接要求压低工人工资。
我们调查中发现，某韩资美容工具厂，开场初期欲给农民工2000至3000元月薪，却遭到地方政府反对，原因为过高的工资将对其他工厂用工造成威胁。最终，韩资企业的工资与其他企业持平于1500元左右。通常，地方政府为顺利招商引资，给予外资、独资企业税收、管理等方面优惠政策，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企业中的劳资矛盾时，政府更多时候倾向或者偏袒企业。若发生争执，企业往往以撤资为要挟，政府则采取妥协退步，直接结果是出卖了农民工的权利。

第三，就业干预措施。首先是就业促进政策难以到位。在金融危机严重的时候，面对就业形势严峻，政府出台多项措施稳定就业，对企业裁员更有严格要求，规定裁员超过一定数量必须上报，要求一些大型企业采取弹性就业、提前放假、放长假、组织培训等办法“过冬”。但是，企业出于利益考虑，采取规避措施。 2008年年末到2009年上半年，某市外来务工人员100多万，有近20万人由于种种原因离职返乡，但上报数据不足5万。长远来看，干预企业用人措施，会增加企业经济负担，导致更多企业压低农民工工资或倒闭，更不利于稳定就业。所以，政府某些行为的出发点确实存在偏差，这些偏差无疑导致了农民工的更糟境遇。
其次是就业政策的区域排他性。总的看来，城市或发达地方政府对于外来农民工的就业限制政策已经消除。但考察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发现，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排他性。即一个地区出台的政策，偏重于地区本身居民或农民工，对于外来农民工造成了隐性甚至显性排挤。长三角地区某市，上级政府鼓励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下级政府却面对地方就业率的考核问题，以政策形式造成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不平等竞争。某经济技术开发区起建时，征用了大量土地，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上级政府明令要求，失地农民的失业率不得高于4%，否则不予评选先进政府机关单位等。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规定：“凡企业聘用本地户口农民为职工，政府补贴企业每人每年6000至8000元”，企业若一年招收100个当地农民，便可免去部分税款，企业收益增加。在此类政策驱动下，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也随之增加。显然，政府的排他政策对今天大规模的“用工荒”、“招工难”有直接促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