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来，农民工“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同时突显，成为农民工就业形势阶段性变化的重要标志。最近两年，这种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农民工 “就业难”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是找不到工作即无业可就,其次是不能持续、稳定就业，或者说就业质量很低。“招工难”也有两个层面，首先是行业性的，即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无人问津；其次是企业性的，即特定企业招不到工。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何种层面的“就业难”与“招工难”，都表现为现存就业岗位的条件与农民工就业需求不能匹配。我们看到，面对这种情况，企业与农民工互相指责，形成对立的声音。对立的实质是，农民工的就业期望与企业和社会对农民工的期望发生了冲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初比较，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性显著提升，企业的工作待遇和政府的管理服务也有明显改善，但是，两相比较，两者之间落差悬殊。从根本上说，农民工的就业预期走高是合理的，政府和企业须重新审视农民工，也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就业管理与服务。本文试图通过描述分析农民工、企业、政府等三方面的行为逻辑，来探索就业难和招工难的发生机理。
一、农民工自身因素
就业难首先可以从农民工自身找原因。与本世纪初比较，既有老问题，也有新情况。
第一，“一技之长”欠缺。2009年11月，我们关于651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并没有把就业难的责任首先推给社会和企业等外部因素。 59.1%的农民工认为，自身素质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术等，是就业的限制因素。靠“一技之长”找工作的农民有23.7%。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较“纯体力”农民工确有优势。在建筑行业表现尤为明显，开吊车的月收入为搬运工的3倍还多。于企业而言，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是首选，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也更多。年龄大的农民工，对于“技术”的认知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近，但学习欲望低，“没文化、脑子慢、懒得学”是他们自己常说的理由。农民工具备“一技之长”相当困难。农村教育资源贫乏，想学没地方学，想学没钱学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民工肯定培训的积极作用与意义，但对现实农民工培训多有批评不满。调查中，某日资工厂的几名农民工反映，他们由中专“订单式”分配来到工厂，但学业的完成存在风险，因为学费很难保障。这些人的学费主要由家庭提供，有的靠自己做零活勤工俭学，也有的是依靠学校资助。他们说“不念中专就不能来大工厂。”这显示了中等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性。
第二，“代际差异”显著。代际差异成为农民工就业“两难”现象的新兴因素。所谓“代际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上代农民工，在就业认知、就业能力、就业选择、社会认同等方面均有显著不同。
与上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生活享受需求高，自我认知程度高，渴望社会承认度高，但是，工作耐受力低，社会适应能力低，对社会有失公平现象承受力低等。相对于父辈农民工的超常耐受力，新生代农民工的忍耐程度似乎更加合理。现实中，他们喜欢穿着光鲜，坚信穿着的好坏决定好工作与好生活的开始。他们倾向挑战强势群体，当企业对其有不公平待遇时，他们选择辞职、罢工甚至围攻，但往往造成对自身的伤害，并面临失业、无业的压力。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难以接受工厂的艰苦条件，城市生活的压力等，而产生叛逆心理。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生活在城市与农村夹缝中的人，自身定位模糊，却执着于追求生活的改变与升级。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和期望与城市社会现实形成的强烈对比，将他们变成了“夹生人”。“夹生”是一种矛盾，有所开始却无法完成，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对生活预期升高，却寻找不到实现升高的途径；他们渴望自身发展，却没有发展的空间；他们勇于反抗，却无法预测反抗的结果。

过去，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的主要竞争力是要求低、肯吃苦、无论高低贵贱，这种工作倾向填补了城市的非正规、非体面就业岗位。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类岗位则有所选择与挑剔，拒绝走父辈老路。新生代农民工新选择的特点是，生活时间与空间的相对自由较工资收入更有诱惑力。相对于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三班倒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6至8小时一倒班的商业服务业。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县城相对于封闭贫乏的乡镇，在就业方面更有吸引力。我们在中部某县调查发现，每月860元工资的县城商场与每月1400元工资的乡镇集装箱厂，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前者。很多加工厂主抱怨：“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在乎钱，贪玩，喜欢轻松体面的工作，都从厂子(加工厂)跑去卖货了”。我们按照厂主提供的线索进行了调研，从加工工人到销售员的流动确是基本事实，而且数量不小。
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变需要正视，他们拒绝机器般的生活，渴望有较多尊严和更好的社会承认，是合理、理性的转变。地域经济越发达，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行业的挑剔程度越高。河南较贫困的县与河北较富足的县相比，前者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即便是带有压榨性质的加工厂。但是，随着经验与资本的积累，离开“血汗工厂”是一种必然。追求更高物质生活，追求在社会中的重新定位，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动的基本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理解与尊重，也需要引导与培养。
调查发现，不少公司，尤其是销售行业的企业，利用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体面就业的渴望，进行欺骗式招聘。部分保险公司是此类企业的代表，通常以下列条件加以引诱：“只要你有责任心，就来我们这里工作，起薪3100元/月，只要肯干，保证月收入不低于5000元。”招聘时，对农民工也是嘘寒问暖，突破农民工心理防线。培训时，则采用“洗脑”与“打强心剂”的方式，让农民工觉得没有干不成的事。但经历过的农民工反映，现实工作就是验证谎言的过程，从充满希望，到完全失望，再到惨淡离去重新就业，成为他们的痛苦经历。因进入欺骗式销售企业而遭到迫害，甚至精神失常变成流浪汉的农民工屡见不鲜。

　　二、企业因素
在就业市场上，企业占有更大的主动权，是强势的一方。从“就业难”的发生过程来看，用工企业的工作环境、条件、管理机制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从企业角度来看，这便是“招工难”。
第一，工资待遇。若干年来，相对于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的增长，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微小。长三角某市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日资电子加工厂，85%的工人为农村户籍，70%以上为女工，由中专或职业技术学校对口而来，年龄集中在19～22岁，超过20岁的都被称为老员工，能在此厂工作超过三年的人为数不多。究其原因，农民工工资三年内涨幅不到200元，但工作负荷有增无减。2009年，这个厂工人月平均工资1200元，组成大致如此：8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加4小时以上加班工资，加班时间内要扣除吃饭时间，休息时间，剩下约3小时。若只上8小时班，工资只有该市最低工资960元。此类加工行业每生产一个产品，其市场价值超过60元人民币，而人工费不足1元。但金融危机时，保障最低工资也困难。
我们调研的另一工厂，某韩资化妆器具加工厂，在订单多时，工人从早7∶40工作至晚12∶20，采取三班倒。没有订单的时候，工人们则要待工，但待工节余下来的时间，则用有订单时的超过8小时的工时来填补，这样平均下来，工人没有了加班工资，月工资仅840元。公司把这种计算方式称为弹性工时。虽然他们年纪轻，养家的压力不大，对于发达城市的高消费，他们甚至入不敷出。随着时间的累计，农民工技术日益娴熟、能力不断增长，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但工资却停滞不前。农民工与工厂没有对话与谈判的能力与权利，愤然之下只有选择离职。但他们特定的技术只能找相似的工厂，忍受相似的命运，若返乡，技术更无用武之地。农民工现实的困惑在于，继续做下去难，辞工返乡亦难。

第二，工作压力。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疲惫是一种常态。订单多的时候连班倒，生病请假不被准许，工长或者线长的理由为，工作太忙，休息了没有人替岗。有的工厂对待请假的方法是，累计时间扣除工资。具体来看，若工人月工资1400元，则用1400元除以每月25个工作日，再除以每日12小时，即每小时4.67元。若请假、误工时间每超过1小时，企业则扣除4.67元，若工人请假一天，工资便减少近50元。因此，有事有病的工人们只得一忍再忍。这种现象在日韩台资企业最为严重，其苛刻程度已到对工人吃饭和上厕所时间都进行规定，如果超出规定时限，便按照上述方法扣除工资。2009年12月，我们走访企业时发现，企业在员工宿舍楼门前明文警告：“节日来临之际，本厂形势大好，请员工慎重请假，长时间离职者，将自动辞退”等。此种管理模式过于强势甚至有些变态。若不根治，“招工难”状况将随着农民工的不断觉醒而持续并放大。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某市，仅一村的12家企业存在2500个招工缺口，中部某县某镇企业存在着1200个招工缺口，东部某县就业局统计也存在数千个招工缺口。对此，有地方官员表示，“这种企业就活该招不着工”。
第三，生活支持系统。在工作压力大、工资待遇差的同时，农民工的生活支持系统也显得僵硬、欠缺。问题突出表现在居住方面。
我们考察的某开发区社区里，楼房多为农民工单身宿舍，偶尔几栋公寓楼可供一家人居住的，但只对管理层开放。某跨国公司在某开发区小区租了近3栋楼作为员工宿舍，一间屋子供8人居住，农民工说，“现在这里和原来的学校宿舍没什么不一样，就是管得更严了。”某韩资企业，宿舍是简易活动板房，不足30平米的房子中，摆了近20张床，上下铺共40个床位。床与床间距不足10厘米，许多已婚妇女也居住其中，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企业对于农民工的管理，非常严格与封闭。如出入小区要查工作证，没有工作证则要同寝人来领并登记。出入宿舍楼要到楼长那里登记，每个寝室只有一把钥匙，由寝室长掌管，如果寝室长没有回寝室，则要到楼长那里登记领钥匙。这种僵硬的管理模式，扭曲了工人的正常生活，只会让农民工感到反感与压抑。
一些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住房成了首要问题。如果找到本地人结婚，则可以解决房子问题，但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在厂内找工友结婚。但是公司不提供住房补贴和夫妻宿舍，只得在外租房生活，而出租的农民房由于离公司较远，环境较差，工人下班过晚，非常不便。第三种情况，也是为数最多的情况。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选择回老家。若农民工在城市滞留时间过长却没有解决婚姻大事，返乡后亦很难解决，更会引起同乡对于人品的质疑。但返乡后，第一工资低了许多；第二以前学到的技术，基本无用武之地。农民工无法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也无法回到农村，两难境地令人堪忧。
第四，就业岗位竞争。近几年，大学生就业一年难过一年，企业成为大学生与农民工就业竞争的战场，农民工持续稳定就业更加困难。
一般来说，出于企业形象、员工素质等原因，企业更倾向于招收大学生。从我们的调研看，服装加工业、电子加工业、销售业等基础岗位，大学生就业量逐年增加。大学生就业后，工资与待遇，在相同岗位，较农民工更高一些，且享有更多补助，如大学生在外租房有补贴，工资高出农民工的1/3左右，但技术并不比农民工强。农民工对此愤愤不平。房产公司的房屋销售、社区基层服务岗位，甚至于搬家公司的搬运工，都成为一些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竞争的岗位。这些以前被认为底层、体力劳动、不需要文凭的职位，已成为大学生与农民工展开就业岗位竞争的共同“战场”。
总的来看，农民工对于就业的预期和标准已显著提高，而且更无法阻止农民工对于企业、行业期望的继续升高。父辈农民工的积累，为新生代农民工起点的升高提供了经验与基础。厂方是否提供宿舍，宿舍是否有淋浴和空调，工资多少，补助多少，工时多少，管理如何，都成为农民工就业的基本考虑。这些要求其实并不过分。农民工对于自身的保护，寻求发展空间与保障是正确的选择，更何况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为社会的发展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累。与此同时，企业对于农民工期望亦不断攀升，希望高学历、高技能、低要求、无条件等。厂方在工作质量、工作时间、车间秩序、生活状态等方面都给与了较多规范与要求，在劳动报酬上往往另有盘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企业招工启事上说工资1500～3000元/月，但实际上，进厂的前三个月只有800元/月。新生代农民工多选择短期内离职不干，但供求双方的互斥现象不断升级和蔓延。企业指责农民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完成订单，再有订单也没法接”。企业的希望是，订单越多越好，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更好。但是，两种背道而驰的升级，使得两难困境愈发窘迫。
从根本来看，“两难”现象是厂方与农民工双方博弈出现僵局的结果。企业招工难，留住工人更难。若企业对于农民工的认知与待遇不予转变，僵局将持续甚至恶化。在许多情况下，是企业逼走了农民工，却喊“招工难”。

　　三、政府因素
近些年来，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方面做出了若干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政府的行为取向还存在不足。
第一，公共服务偏好。保民生是政府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服务的宗旨。但是，在基层政府的实际操作中，农民工往往不是政府服务的真正对象，企业才是政府服务的首选目标，农民工就业保障往往成为企业利益扩张的附属品。
近五年来，开发区的农民工居住小区成为提倡推广的重要经验。但是，仔细考察农民工小区的发展过程和管理特色，我们发现，其实存在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企业为本”的政府行为特征。某市开发区建设伊始，引来跨国公司等数家企业，农民工也随企业的出现大量涌现。多数企业不愿在农民工管理方面浪费成本，起初，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混乱。租来的宿舍也是20余人一间。由于人员多，环境差，打架斗殴、偷盗欺诈现象多发，导致跨国公司付出赔偿。一些企业对于这样的配套环境表示不满，对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否能够保障企业顺利发展表示怀疑，有的甚至表示要撤资。该市及开发区政府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指标压力下，决定协助企业，承担农民工后勤管理工作，加大就业环境的整顿与配套设施的建设。随后许多以农民工为居住主体的小区出现了，小区内的楼房由政府出资建成，环境很好，与城市社区表面上没有差别。企业按员工规模租赁房屋，每月按规定缴纳房租、水电费。这样一来，农民工由以前20人一个房间，变为6人左右一个房间。为了有效有力的管理农民工，小区警务室与社区服务站出现了。但问题在于，政府较少考虑农民工生活与发展需求，单纯按照企业的意图来管理农民工。企业希望得到最年富力强的农民工，政府则只建单身宿舍，生活压力迫使成家农民工二次流动或返乡；企业希望农民工一天工作16个小时，政府则要求社区管理人员协助企业控制农民工出入社区的时间。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嫁于基层政府。
另外，从事特定行业的农民工，则被政府忽视，甚至遗忘。家政行业农民工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就业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在于行业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的缺失源于政府在行业监管与规范方面的职能缺失，同时，农民工没有表达诉求、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因此，政府围绕农民工的工作机制需要审视与调整。
第二，保护投资环境。近几年，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与增收，努力保障并稳定农民工就业，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政府所谓保护投资环境中的一些政策措施，直接破坏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时候，政府为了所谓投资环境，甚至直接要求压低工人工资。
我们调查中发现，某韩资美容工具厂，开场初期欲给农民工2000至3000元月薪，却遭到地方政府反对，原因为过高的工资将对其他工厂用工造成威胁。最终，韩资企业的工资与其他企业持平于1500元左右。通常，地方政府为顺利招商引资，给予外资、独资企业税收、管理等方面优惠政策，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企业中的劳资矛盾时，政府更多时候倾向或者偏袒企业。若发生争执，企业往往以撤资为要挟，政府则采取妥协退步，直接结果是出卖了农民工的权利。

第三，就业干预措施。首先是就业促进政策难以到位。在金融危机严重的时候，面对就业形势严峻，政府出台多项措施稳定就业，对企业裁员更有严格要求，规定裁员超过一定数量必须上报，要求一些大型企业采取弹性就业、提前放假、放长假、组织培训等办法“过冬”。但是，企业出于利益考虑，采取规避措施。 2008年年末到2009年上半年，某市外来务工人员100多万，有近20万人由于种种原因离职返乡，但上报数据不足5万。长远来看，干预企业用人措施，会增加企业经济负担，导致更多企业压低农民工工资或倒闭，更不利于稳定就业。所以，政府某些行为的出发点确实存在偏差，这些偏差无疑导致了农民工的更糟境遇。
其次是就业政策的区域排他性。总的看来，城市或发达地方政府对于外来农民工的就业限制政策已经消除。但考察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发现，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排他性。即一个地区出台的政策，偏重于地区本身居民或农民工，对于外来农民工造成了隐性甚至显性排挤。长三角地区某市，上级政府鼓励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下级政府却面对地方就业率的考核问题，以政策形式造成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不平等竞争。某经济技术开发区起建时，征用了大量土地，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上级政府明令要求，失地农民的失业率不得高于4%，否则不予评选先进政府机关单位等。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规定：“凡企业聘用本地户口农民为职工，政府补贴企业每人每年6000至8000元”，企业若一年招收100个当地农民，便可免去部分税款，企业收益增加。在此类政策驱动下，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也随之增加。显然，政府的排他政策对今天大规模的“用工荒”、“招工难”有直接促进影响。
结语：
“就业难”与“招工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责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新选择是一种挑剔。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就业要求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却改观不大，工资缓慢增长，甚至长期徘徊，这对农民来说有失公平。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地更换工作岗位，有舆论批评这代人缺乏责任感，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合理的。若城市里新生代的生活追求不受指责，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改变生活现状与提高就业层次的愿望更应得到尊重与认可。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自改革至今默默地、平和地忍受了不公，那么，全社会再没有理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继续这种非常忍受。新生代农民工已对传统的社会认知、企业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模式等形成挑战。
(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课题组主要在浙江、河南、河北、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访谈对象主要包括企业管理人员、政府有关管理人员和农民工。课题组还组织采用非概率抽样方式开展了农民工问卷调查，问卷发放量达670份，回收651份。本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