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变需要正视，他们拒绝机器般的生活，渴望有较多尊严和更好的社会承认，是合理、理性的转变。地域经济越发达，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行业的挑剔程度越高。河南较贫困的县与河北较富足的县相比，前者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即便是带有压榨性质的加工厂。但是，随着经验与资本的积累，离开“血汗工厂”是一种必然。追求更高物质生活，追求在社会中的重新定位，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动的基本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理解与尊重，也需要引导与培养。
调查发现，不少公司，尤其是销售行业的企业，利用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体面就业的渴望，进行欺骗式招聘。部分保险公司是此类企业的代表，通常以下列条件加以引诱：“只要你有责任心，就来我们这里工作，起薪3100元/月，只要肯干，保证月收入不低于5000元。”招聘时，对农民工也是嘘寒问暖，突破农民工心理防线。培训时，则采用“洗脑”与“打强心剂”的方式，让农民工觉得没有干不成的事。但经历过的农民工反映，现实工作就是验证谎言的过程，从充满希望，到完全失望，再到惨淡离去重新就业，成为他们的痛苦经历。因进入欺骗式销售企业而遭到迫害，甚至精神失常变成流浪汉的农民工屡见不鲜。

　　二、企业因素
在就业市场上，企业占有更大的主动权，是强势的一方。从“就业难”的发生过程来看，用工企业的工作环境、条件、管理机制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从企业角度来看，这便是“招工难”。
第一，工资待遇。若干年来，相对于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的增长，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微小。长三角某市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日资电子加工厂，85%的工人为农村户籍，70%以上为女工，由中专或职业技术学校对口而来，年龄集中在19～22岁，超过20岁的都被称为老员工，能在此厂工作超过三年的人为数不多。究其原因，农民工工资三年内涨幅不到200元，但工作负荷有增无减。2009年，这个厂工人月平均工资1200元，组成大致如此：8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加4小时以上加班工资，加班时间内要扣除吃饭时间，休息时间，剩下约3小时。若只上8小时班，工资只有该市最低工资960元。此类加工行业每生产一个产品，其市场价值超过60元人民币，而人工费不足1元。但金融危机时，保障最低工资也困难。
我们调研的另一工厂，某韩资化妆器具加工厂，在订单多时，工人从早7∶40工作至晚12∶20，采取三班倒。没有订单的时候，工人们则要待工，但待工节余下来的时间，则用有订单时的超过8小时的工时来填补，这样平均下来，工人没有了加班工资，月工资仅840元。公司把这种计算方式称为弹性工时。虽然他们年纪轻，养家的压力不大，对于发达城市的高消费，他们甚至入不敷出。随着时间的累计，农民工技术日益娴熟、能力不断增长，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但工资却停滞不前。农民工与工厂没有对话与谈判的能力与权利，愤然之下只有选择离职。但他们特定的技术只能找相似的工厂，忍受相似的命运，若返乡，技术更无用武之地。农民工现实的困惑在于，继续做下去难，辞工返乡亦难。

第二，工作压力。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疲惫是一种常态。订单多的时候连班倒，生病请假不被准许，工长或者线长的理由为，工作太忙，休息了没有人替岗。有的工厂对待请假的方法是，累计时间扣除工资。具体来看，若工人月工资1400元，则用1400元除以每月25个工作日，再除以每日12小时，即每小时4.67元。若请假、误工时间每超过1小时，企业则扣除4.67元，若工人请假一天，工资便减少近50元。因此，有事有病的工人们只得一忍再忍。这种现象在日韩台资企业最为严重，其苛刻程度已到对工人吃饭和上厕所时间都进行规定，如果超出规定时限，便按照上述方法扣除工资。2009年12月，我们走访企业时发现，企业在员工宿舍楼门前明文警告：“节日来临之际，本厂形势大好，请员工慎重请假，长时间离职者，将自动辞退”等。此种管理模式过于强势甚至有些变态。若不根治，“招工难”状况将随着农民工的不断觉醒而持续并放大。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某市，仅一村的12家企业存在2500个招工缺口，中部某县某镇企业存在着1200个招工缺口，东部某县就业局统计也存在数千个招工缺口。对此，有地方官员表示，“这种企业就活该招不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