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生活支持系统。在工作压力大、工资待遇差的同时，农民工的生活支持系统也显得僵硬、欠缺。问题突出表现在居住方面。
我们考察的某开发区社区里，楼房多为农民工单身宿舍，偶尔几栋公寓楼可供一家人居住的，但只对管理层开放。某跨国公司在某开发区小区租了近3栋楼作为员工宿舍，一间屋子供8人居住，农民工说，“现在这里和原来的学校宿舍没什么不一样，就是管得更严了。”某韩资企业，宿舍是简易活动板房，不足30平米的房子中，摆了近20张床，上下铺共40个床位。床与床间距不足10厘米，许多已婚妇女也居住其中，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企业对于农民工的管理，非常严格与封闭。如出入小区要查工作证，没有工作证则要同寝人来领并登记。出入宿舍楼要到楼长那里登记，每个寝室只有一把钥匙，由寝室长掌管，如果寝室长没有回寝室，则要到楼长那里登记领钥匙。这种僵硬的管理模式，扭曲了工人的正常生活，只会让农民工感到反感与压抑。
一些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住房成了首要问题。如果找到本地人结婚，则可以解决房子问题，但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在厂内找工友结婚。但是公司不提供住房补贴和夫妻宿舍，只得在外租房生活，而出租的农民房由于离公司较远，环境较差，工人下班过晚，非常不便。第三种情况，也是为数最多的情况。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选择回老家。若农民工在城市滞留时间过长却没有解决婚姻大事，返乡后亦很难解决，更会引起同乡对于人品的质疑。但返乡后，第一工资低了许多；第二以前学到的技术，基本无用武之地。农民工无法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也无法回到农村，两难境地令人堪忧。
第四，就业岗位竞争。近几年，大学生就业一年难过一年，企业成为大学生与农民工就业竞争的战场，农民工持续稳定就业更加困难。
一般来说，出于企业形象、员工素质等原因，企业更倾向于招收大学生。从我们的调研看，服装加工业、电子加工业、销售业等基础岗位，大学生就业量逐年增加。大学生就业后，工资与待遇，在相同岗位，较农民工更高一些，且享有更多补助，如大学生在外租房有补贴，工资高出农民工的1/3左右，但技术并不比农民工强。农民工对此愤愤不平。房产公司的房屋销售、社区基层服务岗位，甚至于搬家公司的搬运工，都成为一些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竞争的岗位。这些以前被认为底层、体力劳动、不需要文凭的职位，已成为大学生与农民工展开就业岗位竞争的共同“战场”。
总的来看，农民工对于就业的预期和标准已显著提高，而且更无法阻止农民工对于企业、行业期望的继续升高。父辈农民工的积累，为新生代农民工起点的升高提供了经验与基础。厂方是否提供宿舍，宿舍是否有淋浴和空调，工资多少，补助多少，工时多少，管理如何，都成为农民工就业的基本考虑。这些要求其实并不过分。农民工对于自身的保护，寻求发展空间与保障是正确的选择，更何况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为社会的发展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累。与此同时，企业对于农民工期望亦不断攀升，希望高学历、高技能、低要求、无条件等。厂方在工作质量、工作时间、车间秩序、生活状态等方面都给与了较多规范与要求，在劳动报酬上往往另有盘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企业招工启事上说工资1500～3000元/月，但实际上，进厂的前三个月只有800元/月。新生代农民工多选择短期内离职不干，但供求双方的互斥现象不断升级和蔓延。企业指责农民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完成订单，再有订单也没法接”。企业的希望是，订单越多越好，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更好。但是，两种背道而驰的升级，使得两难困境愈发窘迫。
从根本来看，“两难”现象是厂方与农民工双方博弈出现僵局的结果。企业招工难，留住工人更难。若企业对于农民工的认知与待遇不予转变，僵局将持续甚至恶化。在许多情况下，是企业逼走了农民工，却喊“招工难”。

　　三、政府因素
近些年来，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方面做出了若干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政府的行为取向还存在不足。
第一，公共服务偏好。保民生是政府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服务的宗旨。但是，在基层政府的实际操作中，农民工往往不是政府服务的真正对象，企业才是政府服务的首选目标，农民工就业保障往往成为企业利益扩张的附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