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山上放养的实际效果把杨天真吓了一跳。“他把猪全放在山上，说是到冬天再收回来就行了。结果到年底一算，连母猪和小猪一起，放出去的1400多头损失了400多头。有的被村民偷走卖了，有的兴许就死在山上。”杨天真对陈建新的管理水平很失望，两人发生不和。“他把养殖场，连土房子、冰箱折价20多万卖给了我。”杨天真说。

　　杨天真需要拯救他的企业。他设计的第一步是建猪舍，在秦岔沟的山溪两边划出了十几亩地，投资建了近2000平方米的猪舍和1000多平方米办公区，并在周围的村子里聘请了七八个没出去打工的中年人参与管理。放养的方式也不再是听任猪群在山上昼夜游荡，而是定时放养，“每天早上8点左右把猪放出去，11点多回来；下午两点再放一次，四五点回来。”

　　在秦岔沟，记者观摩了一次放养的全过程。四五百头猪在四五个吹着哨子的中老年猪倌的驱赶下，浩浩荡荡地沿着山溪往山坡上走去。一路上，它们有的嚎叫着打闹，有的在溪水里打滚，还有一些试图爬上山坳两旁的高坡。杨天真指着其中几头格外活跃的猪说：“它们的爷爷就是野猪”。他还说，有一头被单独关在铁笼里的二代猪没敢放出来，“太野了，它要是想跑，十个人都撵不回来。”

　　夏天并不是猪群最好的觅食季节，“到农历九、十月份，山核桃、毛栗子都熟了，猪每天在山上吃野果，在它们身上一抹，一手的油。”

　　杨天真认为，眼下，即便是没有山核桃和栗子，继承自野猪前辈的运动能力和爬山锻炼的良好习惯，对于它们形成芳香、紧致的肉质也至关重要，“锻炼调节了内分泌，瘦肉率也提高了。”

　　的确，这些野猪后代有足够的理由鄙视那些靠激素催肥的纯家猪糟糕的体质，“山上的野猪三年都长不到200斤，二代猪一年半也只有160斤左右，那些普通猪三个月就能长到200多斤。”杨天真说，二代猪肉臊味还挺重，真正适合推向市场的是生长期为10到12个月的三、四代猪。

　　杨天真和我们见面时就说，他的猪是吃山核桃和栗子长大的，明显有些夸大了。从春天到初秋，它们的食物除了野草，还要靠饲料来补充，至于冬天，就更要靠饲料了。不过，饲料也是“有机”的，“我们的饲料是自己种的玉米和麦麸，用粉碎机打碎，连煮都不用。”

　　高端猪肉

　　秦岔沟树木葱郁，空气清新，泉水清冽，群山中野兽出没。杨天真相信，大山是纯净的，野猪也是纯净的。充分的运动、原生态的食物，他的猪因此“继承了野猪的健康基因”。

　　他的见解和和动物学常识颇有出入。常识认为，被驯服的猪和远祖野猪的基因是一样的，只不过诸如长鬃毛、獠牙等基因未被表达出来而已。

　　在和记者相处的两天里，除了谈及他的原生态猪时会兴奋不已，杨天真大多处于一种焦虑状态，说话急，逻辑也不是很清晰。他说，在和陈建新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企业是后退的”，直到现在也徘徊不前。“投资有七八百万了，可是我一直在亏钱。”杨天真说，连工资在内，基地每个月的支出要两三万元，这还不包括销售成本，“卖猪肉得的钱很少。”

　　第一年的养猪成果是惨痛的记忆，上百头长成的二代猪实际上是按毛重以四五块钱的普通猪肉价格卖给肉贩子的。“我们一斤猪肉的成本超过40块，可那时候‘有机食品’证书还没办下来呢。”一茬茬养足了月份的猪，催促着杨天真赶紧把它们推销出去。

　　杨天真走出去的第一站是太原，“朋友介绍我找省里的人，我拉了两头猪，在某个酒店请了很多领导品尝。”这一轮公关的显著成果是，到2009年底，有机食品证书办下来了。2010年春节，他把标价60块钱一斤的猪肉摆进了运城的一家农特产市场。但在运城销售的效果很不理想，“一年下来，也就卖掉了二三百斤，这种肉不是给普通老百姓吃的。”他意识到，必须把肉卖到大城市去。

　　2010年5月，搭着山西省晋商协会的便车，杨天真把猪肉带到了上海世博会展厅。在那里，他主要是把煮熟的肉给观众吃，并没有产生真正的销售。但晋商的网络是强大的，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在上海搞房地产的老板，这个老板想把肉给集团公司旗下的远洋货轮上的船员吃，只可惜生意后来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