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在出现于越来越多的品类，大米、牛奶、蔬菜，我们最喜欢的、占中国肉类消费63%的猪肉。
商业机会似乎来了，生态猪养殖在各地广泛兴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山西，前煤老板杨天真和他的朋友发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返祖运动，让家猪和野猪杂交，生产“有机猪肉”。在中条山韩家岭的养殖场里，他们完成了这一创举。
不能说杨天真是在制造噱头。他诚恳地相信，深山老林很纯净，野猪也很纯净。在他的推动下，野猪象征性地站在了猪肉市场的制高点上。
让家猪仿效野猪的生活方式看来是可行的。中国有大量的林地资源，给生产生态猪肉带来了广阔想象。在河南，上市公司雏鹰农牧为此推出了一个投资41亿元的庞大项目。
但这真的是个机会吗？价格昂贵的生态猪肉超出普通人消费能力并非问题的核心。在我们这个缺乏监管和自律、几乎没有底线的商业生态里，已经消失的信任不会因为“野猪”而重建，即便它是真的。
重返大山
5月上旬的一个晴天，中条山腹地的韩家岭下，50多头猪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山坡上茂密的毛栗和山核桃林子。
五六个小时后，护林员韩群福和他的三个同伴吹着哨子，挥舞树枝，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它们挨个找到，收拢在四五里外一处叫东沟的洼地里。
“这么长时间，应该有十多头配上了。”韩群福对《创业家》记者说。这个面色黝黑、清瘦的男人今年53岁了，他是土生土长的中条山人，在韩家岭当了30年护林员。“看看树下的蹄印子，就知道是野猪、狍子还是獾。”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比划着。
在他看来，在充满野性的中条山，一群家养母猪要找上那些尖吻獠牙的公野猪，一点也不难。这一轮速配意味着，大约四五个月后，母猪们将诞下上百头有一半野性血统的“野猪二代”。
韩群福的雇主，山下秦岔沟养殖场(后改名“建新养殖合作社”)的老板叫杨天真，山西运城人，五六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在河南三门峡火车站的煤炭代销生意刚刚结束。
在中国，做煤生意是最著名的职业之一，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煤老板都开路虎，娶明星，有很多套北京的房子。在做煤炭生意的十多年里，杨天真经历了2003年到2005年煤炭行情最好的时候，但一个月上百个车皮的转手生意，并不足以让他成为超级富翁。当然，对于这个来自运城乡下的前铁路职工来说，那些年他已经“很有钱了”。
在酒肉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老板们需求高端化的第一步。杨天真和他的朋友们觉得，饭店里的猪肉太难吃了，远没有老家的猪肉香。刚好，一个叫陈建新的朋友不失时机地带来了山中美味。那是一种产自秦岔沟的猪肉，吃山上的毛栗、山核桃长大的。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杨天真反复强调了秦岔沟猪优良的食谱。“树下到处是九节菖蒲、黄芪、淫羊藿、野百合，还有灵芝、何首乌。”也就是说，除了奢侈的毛栗和山核桃野餐，昂贵的“药膳”也是它们的家常便饭，“有营养，还防病。”
不过，杨天真之所以成为养猪场老板，完全是因为让他无可奈何的债务关系。在2007年创办养殖场之初，陈建新向他借了5万元钱，但随后，这笔钱不仅没还，陈还希望能再借一笔钱。“他邀请我到养殖场考察。”杨天真说。
2007年年底的这次“考察”让杨天真大开眼界，一望无际的林地里，那些黑、白、花色的猪漫山遍野、自由自在地觅食，除了养殖场的办公建筑还只有陈建新创业之初的那处土瓦房，秦岔沟简直是猪的天堂。杨天真相信，在这个地方搞“有机猪”项目大有前途。
于是他决定继续投钱，和陈建新合伙干。一个老资历的煤老板，就这样天真地转型了。
接下来的事情，首先便是扩大规模。从引进的第一批40多头母猪开始，随着野猪后代的出生，杨天真又陆续引进了近300头母猪。如此一来，一年后连母猪一起，养殖的大猪小猪增加到了1400多头。“母猪一般是四五千块一头，我买的是6000多块的。”杨天真说，按两人的协定，他管市场，陈管基地。
但在山上放养的实际效果把杨天真吓了一跳。“他把猪全放在山上，说是到冬天再收回来就行了。结果到年底一算，连母猪和小猪一起，放出去的1400多头损失了400多头。有的被村民偷走卖了，有的兴许就死在山上。”杨天真对陈建新的管理水平很失望，两人发生不和。“他把养殖场，连土房子、冰箱折价20多万卖给了我。”杨天真说。
杨天真需要拯救他的企业。他设计的第一步是建猪舍，在秦岔沟的山溪两边划出了十几亩地，投资建了近2000平方米的猪舍和1000多平方米办公区，并在周围的村子里聘请了七八个没出去打工的中年人参与管理。放养的方式也不再是听任猪群在山上昼夜游荡，而是定时放养，“每天早上8点左右把猪放出去，11点多回来；下午两点再放一次，四五点回来。”
在秦岔沟，记者观摩了一次放养的全过程。四五百头猪在四五个吹着哨子的中老年猪倌的驱赶下，浩浩荡荡地沿着山溪往山坡上走去。一路上，它们有的嚎叫着打闹，有的在溪水里打滚，还有一些试图爬上山坳两旁的高坡。杨天真指着其中几头格外活跃的猪说：“它们的爷爷就是野猪”。他还说，有一头被单独关在铁笼里的二代猪没敢放出来，“太野了，它要是想跑，十个人都撵不回来。”
夏天并不是猪群最好的觅食季节，“到农历九、十月份，山核桃、毛栗子都熟了，猪每天在山上吃野果，在它们身上一抹，一手的油。”
杨天真认为，眼下，即便是没有山核桃和栗子，继承自野猪前辈的运动能力和爬山锻炼的良好习惯，对于它们形成芳香、紧致的肉质也至关重要，“锻炼调节了内分泌，瘦肉率也提高了。”
的确，这些野猪后代有足够的理由鄙视那些靠激素催肥的纯家猪糟糕的体质，“山上的野猪三年都长不到200斤，二代猪一年半也只有160斤左右，那些普通猪三个月就能长到200多斤。”杨天真说，二代猪肉臊味还挺重，真正适合推向市场的是生长期为10到12个月的三、四代猪。
杨天真和我们见面时就说，他的猪是吃山核桃和栗子长大的，明显有些夸大了。从春天到初秋，它们的食物除了野草，还要靠饲料来补充，至于冬天，就更要靠饲料了。不过，饲料也是“有机”的，“我们的饲料是自己种的玉米和麦麸，用粉碎机打碎，连煮都不用。”
高端猪肉
秦岔沟树木葱郁，空气清新，泉水清冽，群山中野兽出没。杨天真相信，大山是纯净的，野猪也是纯净的。充分的运动、原生态的食物，他的猪因此“继承了野猪的健康基因”。
他的见解和和动物学常识颇有出入。常识认为，被驯服的猪和远祖野猪的基因是一样的，只不过诸如长鬃毛、獠牙等基因未被表达出来而已。
在和记者相处的两天里，除了谈及他的原生态猪时会兴奋不已，杨天真大多处于一种焦虑状态，说话急，逻辑也不是很清晰。他说，在和陈建新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企业是后退的”，直到现在也徘徊不前。“投资有七八百万了，可是我一直在亏钱。”杨天真说，连工资在内，基地每个月的支出要两三万元，这还不包括销售成本，“卖猪肉得的钱很少。”
第一年的养猪成果是惨痛的记忆，上百头长成的二代猪实际上是按毛重以四五块钱的普通猪肉价格卖给肉贩子的。“我们一斤猪肉的成本超过40块，可那时候‘有机食品’证书还没办下来呢。”一茬茬养足了月份的猪，催促着杨天真赶紧把它们推销出去。
杨天真走出去的第一站是太原，“朋友介绍我找省里的人，我拉了两头猪，在某个酒店请了很多领导品尝。”这一轮公关的显著成果是，到2009年底，有机食品证书办下来了。2010年春节，他把标价60块钱一斤的猪肉摆进了运城的一家农特产市场。但在运城销售的效果很不理想，“一年下来，也就卖掉了二三百斤，这种肉不是给普通老百姓吃的。”他意识到，必须把肉卖到大城市去。
2010年5月，搭着山西省晋商协会的便车，杨天真把猪肉带到了上海世博会展厅。在那里，他主要是把煮熟的肉给观众吃，并没有产生真正的销售。但晋商的网络是强大的，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在上海搞房地产的老板，这个老板想把肉给集团公司旗下的远洋货轮上的船员吃，只可惜生意后来黄了。
在北京，杨天真的生意有了些起色，他遇见了他的贵人“汪总”。“汪总有房地产、饭店、高尔夫球场，还有几十辆奔驰、宝马。她那里用量比较大，随时下单，随时发货，一年发过去近5吨猪肉。”但这个生意也没有持续下去，一年后，“汪总”出国了。
最有持续性的是和北京蜀汉堂的合作，这家由四川省西充县政府支持的公司，下设有一家西充有机生活馆。放在生活馆寄卖的“天真猪肉”，在2011年卖出了近3000斤。但第二年就走下坡路了，只收了2000斤左右，“我的产品在那里主要不是给酒店，而是配送到领导家里。可现在礼不敢送了，北京的单位也不敢买去发福利。”
除了以高端客户为目标，杨天真游击式营销也时有创新。在北京，他把基地的副总经理“老郭头”叫去了，一身乡土打扮参加了“农博会”，让农民现身说法。效果是有的，“我们见了很多外国人。”杨天真说，入驻天津的空客公司的老外对他的猪肉很感兴趣，于是他请了一个翻译出面。遗憾的是，这个翻译被外国人关于质量的诸多问题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深入洽谈。
在采访中，杨天真频频提及他天南海北的“朋友”，某领导、某老板、某地产商。这些昔日生意上的朋友都在他的赠送名单之列。比如，他每年都会把六七箱真空包装的猪肉发货到郴州火车站，送给当地一位号称“生铁大王”的何老板。
“这几年我亏损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前做生意的关系户都还在维持。我这里别的没有，就是有猪肉送给他们品尝。”被他列入赠送名单的朋友加起来有三四十个。
在杨天真看来，很多朋友都是潜在的经销商，“市场体系没有做好，这些关系也就没有用起来。以后体系做好了，我再跟他们探讨销售问题，就有意义了。”
总的来说，他的猪肉在这些朋友中赢得了广泛好评。
杨天真的基地一年大约出产猪肉20多吨。去年的情况是，按高端猪肉价格销售的大约有五六吨，用来送礼大约有一两吨，剩下只能按普通猪肉平价推向当地市场。杨天真因此纠结不已，“多养了，可能卖不动，少养了，明年客户要货可能又供不上，我不是没有信心，只是市场太不稳定了。
雏鹰模式
杨天真的“企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它叫“夏县建新养殖专业合作社”，是2011年由他联合十多个当地农民成立的，由他的妻子王敏桃担任法人代表。合作社和秦岔沟的村委会签定了合同，承包了韩家岭一带的4.5万亩山地，承包期25年。按照合同条款，合作社的权益是可以利用林下资源放牧。
承包林地这个看似庞大的项目，实际上投资甚微，只花了六万多块钱。廉价的林地资源为他提供了规模化的想象，“在这个区域里养五万头、十万头都没问题。”现在，基地里还只养了1000头左右。
杨天真反复强调他创新的“养猪模式”，但客观说来，他的养殖场充其量只是发明了一种养猪方法，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模式，他的产销链条并不完整。真正将山地养猪模式化了的是杨天真多次提到的雏鹰农牧。
这是一家以生态养殖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号称“中国养猪第一股”。杨天真说，他最近一年一直忙着找雏鹰农牧洽谈合作事宜。“从去年下半年起，雏鹰农牧到我们这儿考察了四五次。”杨天真热切盼望雏鹰农牧“控股”他的基地，他太缺钱了，“需要修路、建猪舍、各种水电工程，还要采购大量母猪。”此外，市场销售终端、物流等也需要大量的钱。
“听说雏鹰农牧总裁李花在董事会里反对这个项目，原因是雏鹰这两年扩张太快了。”尽管如此，杨天真仍然相信，雏鹰农牧董事长侯建芳会是他的救星，“如果他没有意向，就不会来考察那么多次，而且现在还和我沟通。”
生态养殖是雏鹰农牧近两年向资本市场抛出的重点题材。从2011年开始，雏鹰农牧在河南三门峡的广阔山地里启动了庞大的生态猪养殖项目，试图领跑国内生态猪市场。
按雏鹰农牧2011年9月编制的《年出栏30万头生态猪养殖产业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雏鹰拟投资约12亿元，在横跨渑池县6个乡镇的山地里，以“小区式”散养的方式养殖30万头猪。事实上，这只是雏鹰农牧生态猪养殖计划的一部分。雏鹰农牧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雏鹰农牧计划在三门峡总共投资41亿元，建成40万亩全球最大生态猪养殖基地，年出栏生态猪100万头。养殖基地分别位于陕县、渑池、卢氏三个县，项目选址涉及17个乡镇。迄今为止，这个建设周期为5年的项目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陕县的西李村乡、渑池县的段村乡、卢氏县的官道口镇的项目区已经投产。
5月上旬的一个消费者开放日，记者探访了陕县的西李村乡基地。
离开三门峡市区，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开，一路上人烟稀少。两小时后，车开到一个湖边，这里有雏鹰设立的一个农家院风格的招待所，午餐很丰盛，食材都是取自当地，河虾和鱼都来自旁边的湖中。再次出发，二十分钟后，来到了养殖基地。汽车缓缓驶过消毒池，经过工作人员的喷雾消毒后进入了基地，继续向前行驶。出现在眼前的，是常见于高速公路上的崭新的绿色围栏，不时有印着“雏鹰安保”字样的白色警用式摩托车停靠在路边，旁边站着穿着朴素的工作人员。一辆消毒车不停地向道路两侧喷洒消毒剂。
随着几头猪出现在远处半山腰上，车内一阵骚动。接着，成群的蓝顶白壁小房子出现在眼前，回望身后荒凉的山野，仿佛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在此凭空而生。
这些蓝顶白璧的房子就是猪舍。猪舍前的土地被切得整整齐齐，一半区域种植着苜蓿、青菜等饲料作物，一半区域供猪活动。这就是雏鹰农牧所谓的“小区”养殖模式。雏鹰农牧董事长侯建芳告诉记者，一个猪舍及周围的种植和放养区域就构成一个占地60亩的小区，基本上是每个山头一个小区，每个小区内放养约200头猪。
雏鹰的猪没有和野猪杂交繁殖。侯建芳说，雏鹰从全国76个土猪资源中，选择了五六个优良品种杂交，杂交父本选择的是引进品种中肉质最好的巴克夏猪和杜洛克猪，培育成的新品种已命名为“雏鹰黑猪”。
让土猪部分地回归野性生活是小区轮养的精髓。“雏鹰黑猪每天有12小时的散步时间，吃得也是小区内种植的青绿饲料。”侯建芳说，这种养殖法养殖的猪能长到300斤，每头的投资在4000元以上，比普通商品猪整整高一倍。
雏鹰的运营模式是“公司+农户+工厂”，由雏鹰统一租地、供苗、供料、技术管理、疫病防治，及统一屠宰、销售。农户在其中的角色是代养一个小区内的猪群，猪长成后交给公司，在不承担风险的前提下获得代养费收入。
记者探访基地的那天，老农李恒果站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前说：“我们家里两口人，养了400头猪，每头赚了125元，每年收入5万元。”在记者得到的一份雏鹰项目计划书中写到：“一个农户每批可以饲养180~200头肉猪，一年可养3.3批，平均每头猪可获利50~60元，农户的保底年收入是2万元，养得好一年可收入5万元以上。”
什么是好猪肉
侯建芳说，由于每头雏鹰黑猪的生长期长达10个月以上，是普通商品猪的两倍，公司的资金周转率也相应减少了50%，但好处在于，每头生态猪的平均利润相当于4头普通商品猪。
为实现这一理论上的利润率，雏鹰的生态猪采取了连锁专卖模式。采用这一模式，也是搞游击式营销的杨天真梦寐以求的。
2012年9月，雏鹰旗下的50家“雏牧香”专卖店在河南同时开业。在三门峡的一家“雏牧香”专卖店里，记者看到，店里除了卖生态猪肉，也卖普通肉、蔬菜、禽蛋和其他特产。盒上的价签显示，一斤雏鹰生态猪肉馅的价格是35元，一斤里脊41元，一斤肋排65元，比同店销售的普通猪肉贵了整整一倍。店员告诉记者，这样的猪肉每天能销售100盒左右。
如果以这样的销售业绩，在过去11个月里，雏牧香门店里售出的生态猪肉，乐观地估计应该在8000万元左右，和雏鹰10亿级的投资尚不成比例。根据2012年年报，雏鹰农牧当年15.83亿元的营收中，2864 吨生鲜冻品创造的营收为4641万元，只占全年营收的 2.93%。
雏牧香门店销售的“生鲜冻品”并不仅是生态猪肉。我们很难查实，雏鹰出产的生态猪肉到底卖出去了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遭遇了杨天真式的销售难题。安全的猪肉是如今中国社会普遍的心理诉求，雏牧香的店员告诉记者，生态猪肉的包装盒上有二维码，顾客可以查到每块猪肉的“产品履历”，包括品种、饲养周期、饲养人等信息。
只不过，这份履历是否有效，取决于雏鹰农牧的诚信程度。到目前为止，我们可接受的仅仅是雏鹰农牧关于生态猪肉安全性的理论分析。雏鹰的报告坦承，养殖业最大的风险是疫病，―旦疫情爆发，传染速度惊人。
实施100万头生态猪项目，雏鹰要做国内生态猪行业的领跑者，同时也是标准的制订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今年4月份，雏鹰生态猪就被媒体曝光，报道称“天价生态猪肉与普通猪肉没有区别”，而防疫混乱、环境破坏严重、猪吃的不是有机饲料等等，均在曝光之列。生态猪肉事件成了继瘦肉精事件、病死猪肉事件、肉馅事件等一连串猪肉黑幕的续集。
作为全球第一大生猪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是无可替代的。5月26日，在郑州举办的畜牧产业创意文化节上，雏鹰农牧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全猪宴”，几十名厨师用生态猪做出了5000道菜，创下了吉尼斯纪录。花样如此繁多的猪肉菜单是消费传统的见证。而生态猪肉能否承载这一传统呢？
即便抛开安全问题不谈，生态猪肉对于普通消费者也实在太贵了。作为一个新的消费概念，它事实上加深了我们对普通猪肉的不信任。现实情形似乎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是普通商品猪，那滥用抗生素和生长激素，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即使是在美国，有机肉类的占比也只有15%。中国将来也一样，和整个肉类市场的庞大规模相比，有机肉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九鼎投资的刘贵进对记者说，生态养殖需要高昂的土地成本，在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中国，大面积推广的空间不大。
中国的猪肉供应不可能靠发展生态猪另起炉灶。改进的余地本来是有的，如果不是被滥用，抗生素和激素并不必然地导致坏猪肉。“瘦肉精在美国也是可以添加的，关键看在什么阶段添加。如果在离出栏还有3个多月的育肥阶段，瘦肉精是可以分解的，但国内的养殖户急功近利，多在临出栏时添加，因此会有残留。”
目前投资农牧业的PE很多，但几乎没有哪家愿意投资养殖阶段。刘贵进说，九鼎在湖南、湖北投资的两家公司都是种猪企业。在他看来，投资养猪企业最大的风险，除了疫情，就是因缺乏行业自律导致的经营风险。
而一个常识是，行业缺乏自律，是因为这么做几乎无需代价。更重要的，缺乏自律的并不仅仅是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