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永恒主题。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奋斗目标，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提出了“四翻番”的要求。对照现代化的目标，最大的差距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对照“四翻番”的要求，最大的难度是农民人均收入翻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增收工作，坚持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走出了一条“先创带后创、推动全民创业；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致富”的路子，实现了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去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552元，连续28年位居全国各省区之首。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浙江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变迁的新阶段，出现了增收速度放缓、结构性矛盾显现、低收入农户增收乏力等新情况新问题，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我们要坚持把农民持续增收作为新形势下“三农”工作的核心，巩固增收基础，创新增收途径，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增收的新领域、新渠道。

　　一、突出创新驱动，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较快增长。5月底召开的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作出了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策部署。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必须在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上下功夫，这其中的关键还得靠创新。要以抓工业的思路来抓农业，以抓工业项目的办法来抓农业项目，以培育工业品牌的手段来培育农业品牌，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村新兴产业发展中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一是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当前，农产品分级的情况越来越突出，不同质量的同种农产品，价格会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等级，必须紧紧依靠农业科技创新。要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创新行动，围绕农业“两区”建设和主导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农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子种苗种业工程，着力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真正实现向科技要效益。二是强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当前农业生产中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如果一味沿用“散种”模式，一家一户还是种着一两亩地，那么就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无法让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多收益。要在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专业大户向家庭农场转变，努力使农业经营从“规模上的量变”走向“方式上的质变”。三是强化经营乡村理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大力发展来料加工，吸引了大量农民就地就业，为农民开辟了增收的新途径，打开了增收的新天地。要在促进来料加工区域覆盖和人群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提升来料加工业。随着我省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美丽乡村建设已成为农村新型业态发展的重要抓手，成为新形势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要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契机，大力发展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等富民产业，把农业生产与经营乡村结合起来，把发展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结合起来，把促进农业进步与加快农村发展结合起来，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实现就业创业增收。

　　二、转变就业方式，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从我省农民收入的构成看，工资性收入占了农民收入的“半壁江山”，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也是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8年领跑全国各省区的重要因素。随着我省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基本结束，劳动力将告别“源源不断供应”的“廉价”时代。这给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提供了契机。我们要抓住机遇，力争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得更多更快。一方面，要注重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继续把“靠技能增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增加农民工资收入的重点，深化“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进一步提升劳动力技能素质，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务优势品牌，切实提高就业竞争力，实现农村劳动力从“洗脚上岸”向“洗脑上班”转变。比如，近年来，衢州市着力打造“衢州保姆”品牌，保姆的工资收入已超过普通白领。要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将从一种身份变为一种职业，职业农民将成为农民群体中的骨干力量，成为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领头群体。前些年，我们抓培训农民，侧重于提高就业技能，目的是为了转移农民；今后，我们要围绕提高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专业技能和水平，致力于打造新时期的职业农民，使农民培训与农业发展需求“无缝对接”。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农村就业服务。积极推动城市就业服务体系向农村延伸，把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等各方面的服务及时“输送”到农村，努力构建城乡一体、覆盖全面、功能完全、服务优良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网络。此外，要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完善社会养老、医疗、教育、失地农民保障等各项制度，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救助，切实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