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贤回忆，那时候虽苦，但村民精神面貌好，每家每户之间的邻里关系也非常融洽。少年时的郑伟贤，常常到处串门找同辈玩，而父辈们之间也是话题不少，谁家孩子闯祸了，全村都会知道。“如今，什么都好，唯独邻里味越来越淡了。”郑伟贤说，这些年，下一代的晚辈之间已经互不认识。

　　■新视点

　　长辈忧心“富二代”

　　“村还在，祠堂还在，外来人口，来了又去。”郑伟贤不担心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郑氏在下梅林扎根的历史会被人遗忘，但他最担心的是下一辈继承不了前辈吃苦的精神。

　　“前几天，我的孩子问我，‘围头’是什么意思，我有些惊讶。”郑伟贤说，“围头”是本村方言，是附近村民的意思，但是现在的后辈早已没有了村的概念。以往下梅林大队下的自然村早已各自分离，但为了维系宗族关系，近些年来，下梅林股份公司除了每年组织大盆菜宴外，还不断为年轻人聚会创造机会，但由于受场地限制，活动规模有限。

　　“我们是吃苦过来的，但是我们的后辈却吃不了苦。”郑伟贤说，30年间，下梅林的楼高了，生活好了，“但后辈们能吃苦的少了，比如找工作，好的不够格，差点的不想去，有些孩子都不工作”，坐享其成的富二代，让郑伟贤这代人忧心忡忡。

　　■新闻还原(节选)

　　对外开放政策使穷山沟生意盎然

　　深圳最穷的下梅林大队富起来了

　　本报讯本报记者李通波报道　深圳市最穷的一个大队———福田公社下梅林大队，在试办经济特区之后也开始富裕起来了。去年全大队农工副业总收入达五十三万多元，比办特区前的一九八七年增长三点八倍；人平均收入达四百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三百一十七元。这个分配水平在今天深圳边沿地区虽然并不高，但却有力地说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正在促进贫穷的大队也富裕起来。

　　深圳试办经济特区以后，这里迅速扭转乾坤。一九七九年，这个大队便把山上的五千九百多棵荔枝重新进行剪枝、施肥、除虫。结果，一九八零年老树发新芽，一九八一年结果累累，他们将荔枝运销香港，第一次收入十五万元。接着，他们把原来丢荒的三百五十亩地重新开垦出来，加上在耕的一百五十亩水田，拿来与外商合作种蔬菜、养红虫。仅同港商合作经营的一百八十亩地，大队每年就可收取土地管理费三万三千多元，还安排了一百一十个季节工，每天每人可赚五元工钱。此外，他们还同港商合作发展来料加工业，先后办起了电子厂、胶花厂、象牙厂和家私厂，给港商加工各种产品出口香港，去年共收入工缴费二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