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特点，显示出其实体经济内延式增长能力强，厚积薄发，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增长的依赖度低；也体现出其资本利用的有效性和金融运转的高效率，既保证了企业的资金需求，又控制了资金的用途和效率，较少为坏账和呆账困扰。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导，虚拟经济只能成为辅助手段。现在大师们大肆鼓吹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各种所谓“金融创新”大多是利用聪明的头脑、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设置复杂和单方面有利的游戏规则，利用大众贪婪的心理，做下各种局，让无辜者前仆后继被血洗。

传承“用一辈子”

变数量经济为质量经济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欧洲经济也是哀鸿遍野。但在诡异多变的经济风浪中，德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欧元区的“定海神针”。“德国模式”除了务实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外，坚实无比的制造业成为德国抵御欧债危机的铜墙铁壁。无论是汽车、火车、还是轮船，无论是道路、桥梁还是机床，无论是钟表、炊具还是工具，“德国制造”都代表坚实、可靠、一丝不苟和安全，代表着无往不利。

同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则与廉价、不可靠、仿造、山寨、缺乏创新、高能耗、高污染等难脱干系。“中国或许是世界工厂，但德国公司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德国管理学思想家赫尔曼·西蒙总结说。

在历史上，德国制造也曾是低质量和廉价品的代名词。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带有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德国进口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 以便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开来。100多年后，“德国制造”从“低端复制品”变成誉满全球的高档商品的象征，其秘诀就是全民对于质量意识的认同、严格的工业标准、务实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

德国人对于质量的认同是“用一辈子”、“可以传代”，与销量和是否赚钱没有直接联系。在中国被视作奢侈品的很多生活用品，在德国是生活必需品。中国目前的GDP导向，与质量至上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百年老屋”、“世纪工程”都无法反复投资，维持虚高的GDP，影响了执政者的“政绩”和被提拔的速度。同样，质量至上的商品由于价格较高而影响了推销的速度，并缺乏被用坏后重复购买的数量。但是，德国商人重视的是为使用者带来的价值，是产品的声誉，是职业的尊严，并不是快钱和昧心钱。以笔者来看，中国需要从数量经济转变为质量经济，首先就要改变GDP的思维方式。

制造业生态

“社会中坚”追求极致

做“大而全”还是“小而精”，不仅是企业底气和战略的不同，更是企业家们背后不同文化和理念的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规模和体量常常成为评价和考核的主要指标，贪大求全成为国企领导的基本思维定式，并且企业体量可以反过来绑架经济政策；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为用户生产最好和最有价值的产品，市场经济环境越是成熟和健康，越能充分体现这种理念。德国就拥有信奉这种理念的庞大的中小型企业家群体。

德国的雷肯公司是典型的专业化农机具公司。雷肯公司成立于1780年，现在的掌门人是家族的第七代。雷肯公司从简单的犁做起，现在拥有播种机、农药喷洒设备等，7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翻转犁是雷肯公司的看家产品，产品设计、造型、材料、工艺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不同的产品可以适应环境、土壤和作物对于深松、浅翻、简耕、免耕等不同要求。

克拉斯公司是另一个典型。公司成立于1913年，最初只有7名员工，现在拥有40万平方米厂房，生产11种不同作物的联合收获机。Lexion玉米联合收获机拥有620马力，而青储饲料收获和粉碎机则超过900马力。克拉斯公司的引擎、轮胎和电子控制部分由外协企业生产，其余所有零部件自己生产。公司的生产过程一丝不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比如，其零部件在喷涂颜色之前的预处理就要经过13道工序，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着色牢固和持久。

笔者以为，一个社会的发展秩序和效率，既取决于“社会精英”的高瞻远瞩和顶层设计，更取决于“社会中坚”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固守、自我实践和示范带动作用。支撑起德国制造业和社会核心的并不是那些巨头，而是形形色色像雷肯和克拉斯这样的中小企业。他们在创新能力、专业化、品质和客户价值等方面追求极致，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独特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