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宇认为，与消费者间形成的互信是农场能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的农场前些年经营状况并不好，通过这些年人们的口口相传，才使得他的客户越来越多。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社区居民田波成为会员已经4年多了，她每周要在生态园买5斤有机蔬菜，肉食品则全部在这儿购买。长期的往来，让田波对罗宇很放心。“现在我们都很珍惜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这样很好，生产、消费双方都很安心。”她说。

　　在罗宇看来，减少中间环节，是城乡互助型农业给破解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另一个启示。“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产品销售中间环节太多。比如，前段时间虽然有些品种的蔬菜价格涨得很高，但是种植的农民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全被中间环节吃掉了。这样，农产品的种植者只有通过量大价低的方式来赚钱，结果为了追求产量滥施化肥、农药，甚至使用违禁添加剂等。城乡互助型农业省去了中间环节，就能让生产者获得更多利润，从另一个侧面促进绿色生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是“小毛驴市民农园”早期发起人之一，对城乡互助型农业破解食品安全问题寄予很多希望。据他介绍，在欧盟国家，60%的农场是由市民经营。他认为，市民广泛参与农业是都市农业、现代农业的一种方式，随着中国城乡统筹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农业生产中。

　　助力再造绿色农业生产体系

　　城乡互助型农业，在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食品的同时，对改变农民生产观念、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生产体系再造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投入成本高，经营风险大，城乡互助型模式通过消费者预付定金，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可以避免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同时，消费者全程参与或监督生产，也可以对我们生产者形成制约。”王纪伟说。

　　在“菜农人家”的一处农田，种着豆角、黄瓜、莴笋、西红柿等。正在大棚里干活的乔师傅告诉记者：“老板特别看重食品安全，只让我用农家肥，不用化肥不打药。像这西红柿，要是用点药早就变红了，人家就让等着自然变红。”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台鱼乡柴各庄村菜农于宝银，从2008年起开始试点种植绿色农产品，一些市民通过网络和电话向她订购。于宝银说，自己去年种的无公害玉米销到了台湾、广东等地，价格是一般玉米价格的两倍多。她现在就是按照城里人所提的要求种植：种子不用转基因的，不打农药和除草剂。城里人时不时会来地里看看，监督她的种植过程。

　　南马庄农民范博伟眼看着村合作社养的“快乐猪”变成了“致富猪”，今年开春就和其他4个村民合作投入10万元建了座小型养殖场，买了60多头当地黑猪崽。“去年一头猪最多的挣了2000多块，今年成本上涨，至少也能赚个千把块，喂的是自己种的玉米和地里的野菜，都是传统的养殖方法，不用买来的饲料。”范博伟说。

　　合作社内负责百亩生态蟹藕混养的蒋旭东告诉记者：“去年大雨导致莲藕减产，且养蟹经验不足，结果还是有七八万元的利润。现在看来，跟风用化肥、专用饲料来种养农产品的观念得改变了，还是有机的东西有销路。”他说，城里人买之前就先问你怎么种的，怎样养的，用什么养的，许多人不仅仔细还很专业，许多词他都没听过。

　　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副会长胡志斌表示，目前城乡互助型农业在全国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将来随着其发展，相信会对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挥重要作用。而生产方式的转变，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破解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瓶颈

　　城乡互助型农业为市民获取安全食品增加了新选择，也为农民提高收入开辟了新途径，更为我国农业摆脱农药化肥依赖、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探索。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农业生产新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发展瓶颈，亟待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和支持。

　　产销双方建立信任最难

　　“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于2008年4月，是北京市海淀区农林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农业合作项目。这种“官方”背景让“小毛驴”的信任在消费者群体中已不成问题。但并不是每个农场都有这种“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