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巴特农神庙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它的辉煌。瞧吧，我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体面的神态。……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

　　孙少平在田晓霞面前这番口无遮拦的夸夸其谈，显然有几分一厢情愿式的自我沉醉。不难想象，即便孙少平不折不扣达成自己的“梦想”，父亲孙玉厚真的会依照他想象的方式去领会这份体面和尊严吗？

　　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

　　“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路遥说，“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

　　当孙家的新窑洞立起之时，孙玉厚仍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朴实农民，没有像孙少平说的那样，变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属于“不变人物”的形象序列，这个序列中的人物形象往往高度类型化和符号化，保持基本不变的精神气质；与此相对，以孙少安、孙少平、田福堂等为代表，则属“变化人物”的形象序列，随时间挪移和情节发展，他们身上发生着身份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

　　不严格说来，《平凡的世界》中主要人物往往是“变化人物”，而辅助人物则往往是“不变人物”，主要人物的“变”，往往与“成长”关联在一起，而辅助人物的“不变”，则往往与某种“价值”绑定。孙玉厚形象的“不变”，彰显出的正是某种不因贫富外部条件改变而改变的朴素而厚重的道德价值。

　　甚至可以说，《平凡的世界》的“题眼”，在最直接和表层的意义上，正是由那些“不变人物”所标注。在这一点上，王世才这个形象非常重要。小说将平凡的崇高价值赋予这个颇具象征性的人物身上，而在对王世才之死的挽歌中，路遥用激昂的语言，几乎把《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思想和盘托出：

　　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只是他近二十年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地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

　　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活之树长青。

　　这段祭文里，路遥强调，王世才，这个普通人的名字，注定要速朽于人间；然而他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却是永恒的。

　　生活大厦并非英雄和伟人所根本奠定，而是由如王世才这样普通劳动者的无名集体真正创造出来，“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与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一样将万古长青。

　　我们再回到孙少平。我们看到，在这里，孙少平所试图建立的那座“个人”纪念碑便与这一座“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形成有意味的对照。在《平凡的世界》的叙事世界中，路遥高度同情孙少平走向农村外的大世界的追求和奋斗，毕竟这一形象是包括曾经路遥自己在内大量志存高远的农村知识青年处境和心态的真实写照。

　　十九世纪前期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托马斯·卡莱尔坚持一种近乎不可理喻的“英雄史观”，他决绝地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孙少平亦时常通过阅读伟人传记来激励自己，这对他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相当重要，其核心特点就是极强的浪漫性和英雄气。然而，这却也并不是孙少平形象全部。

　　虽对城市文明的大世界充满向往，但不得不说，孙少平又仍保有着乡村伦理共同体的价值信念，尤其还保有着社会主义带给他的强烈的人民性意识。因此，孙少平的性格逻辑绝不会让他成为“个人主义末路鬼”式的人物。对他而言，任何个人价值追求冲动背后，都有坚实的集体性价值观念作为基础，即便只是为证明自己，他的胸怀中，也总涌动着一种为更高价值奋斗和献身的冲动。

　　师傅王世才的死，对孙少平人生观的最终确立同样至关重要。他在师傅的精神气象中真真切切看到平凡的价值，并决定将此作为自己真正的人生指南，这构成孙少平真正人格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