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伯的大孙子梁峰腊月初十就回来了，他和五奶奶的孙子梁安都在北京干活。梁安开着他的大面包车，载着梁峰夫妻，父亲龙叔，老婆小丽、儿子点点和新生的婴儿，一车拉了回来。福伯的二孙子，在深圳打工的梁磊回来已有月余，他把工作辞掉，带着怀孕的妻子回梁庄过年，过完年后再去找工作。福伯在西安蹬三轮的两个儿子，老大万国和老二万立，和在内蒙古乌海市的老四电话里一商量，全家所有成员都回梁庄。春节大团圆。

　　其实每年都有很多人不打算回家，买票难、开车难、花钱多、人情淡，等等等等，但是，又总会找各种理由回家。回与不回，反复思量，最后，心一横，回。一旦决定回，心情马上轻松起来，生意也不好好做了，开始翻东找西，收拾回家的行李。

　　在内蒙古的韩恒文一大家子回来了。说是给爷爷做三周年的立碑仪式，这是恒文的提议。恒武和朝侠也没多说什么，立马放弃年前的好生意，三姊妹开着三辆车，浩浩荡荡地从内蒙古开往梁庄。

　　在湖北校油泵的钱家兄弟回来了。黑色的大众车停在他家大铁门外面，霸气十足。他们的父亲，梁庄小学优秀的前民办教师，现王庄小学的公办教师，每天骑着小电瓶车来回十几公里去上班。他们的奶奶，瘫痪在床已经将近二十年，由他们的母亲经年服侍。现在，那个强壮的女人也胖了、老了，站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梁庄人，开朗地和大家打招呼。

　　韩家小刚回来了。我们在老屋后面院子里给爷爷、三爷烧纸，他从围墙外经过，站了下来，与父亲打招呼。他胖了，白了，穿着深蓝色羽绒服，西服裤，很是整齐。他在云南曲靖校油泵，韩家有好几家人都在那边干活。他们几家各开几辆车，一天一夜，中途稍作休息，直奔梁庄。

　　北京开保安公司的建升回来了。说被电视台忽悠了，电视每天放着回家的节目，看着看着，他哭了，说，走，回家。开着车长途奔突回来。回来了，也不激动了，但也不后悔。

　　在广州中山市周边一家服装厂打工的梁清、梁时、梁傲都回来了。这些梁庄的晚辈，我都打过电话，彼此联系过，但是，至今我还没有见过他们。

　　做校油泵的清明从西宁回来了。在梁庄广撒英雄帖，约请大家腊月三十那天到他家喝酒。

　　“尽管一百次感到失望和沮丧”，尽管梁庄“像采石场上的春天一样贫穷”，但是，每年，他们都还是像候鸟一样，从四面八方飞回。回到梁庄，回到自己的家，享受短暂的轻松、快乐和幸福。

　　古老的程序在自然延续

　　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夜，梁庄家家都吃了火烧。所不同的是，很多家是在吴镇买的，就连年龄稍长一点的人也不愿意再去一个个在锅里炕了。不过也有例外。二堂嫂的儿媳妇怀孕，她不愿去街上买，怕不干净，就自己盘了一碗纯肉馅儿，发了面。晚上，二嫂把煤炉搬到堂屋，坐在煤炉旁，这边一个个地炕，那边一个个地吃。掰开滚烫焦黄的面饼，里面突然冒出来的肉香能让人无限陶醉。犹然记得小时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扒在锅台边，眼巴巴地看着姐姐炕饼时的情景。那是冬天温暖和充实的记忆。我们知道，吃到火烧，春节就正式来了。

　　“二十四扫房子。”即使在北京，在腊月二十四那一天，我也会大动干戈，把整个家大动一次，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我相信，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都有这一习惯。嫂子挽着袖子，用围巾包着头，把床、家具用报纸或旧床单蒙着，指挥哥哥打扫天花板上的灰尘和蜘蛛网。他们两人在屋里院子里来回忙碌，清理出尘封一年的藏在房间各个角落的垃圾，捡出一个个已经消失一年的还有用的东西，抱出一堆堆的衣服。

　　年三十的早晨，嫂子搅了半锅浆糊，拿着一个大刷子，在家里的各个门上刷浆糊，里屋外屋，诊所内外，哥哥拿着对联，在后面一张张地贴。

　　那几天在村庄来回走动，各家串门，发现这些回乡的男人们每时每刻脸都红扑扑、醉醺醺的。他们也在各家串着，相互约着，东家喝完西家喝。万国大哥有严重的胃溃疡，总是在一开始嚷嚷着不喝不喝，结果，坐到酒场上，就不起来。而每次见到四哥，他总是涨红着脸。当年他在家时，和我哥哥关系很好，也曾在梁庄小学当过短暂的民办老师。四哥英俊，剑眉大眼，方脸直鼻，头发遗传了他母亲的卷发，垂过耳边，优雅洋派。看见我，他总是一把搂过我的头，说，妹子，你说我们多少年不见了？看见小孩，就问，这是谁家的小孩？一说是本家的，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的红票子，往人家怀里塞。有时四嫂站在旁边，又不好拦，就眼斜着看他，他也只装着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