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归去来

　　梁鸿

　　梁庄的人们。

　　梁鸿部分作品封面。

　　春节里的梁庄人努力为自己创造梦的情境。

　　来，来，今天大喝一场，不醉不归，

　　忘却现实，忘却分离，忘却悲伤。

　　然而，终究要醒来，终究要离开，终究要回来。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梁庄十年》《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作为方法的“乡愁”》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出版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和《四象》。

　　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2010年度《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新浪网十大好书”（2010、2013）“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2010、2017）”“《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五佳”等多个奖项；论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2008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被评为“新世纪优秀人才”“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等。

　　他们像候鸟一样，从四面八方飞回

　　北方的冬天，一切都是土色的。刮过的风，闻到的味儿，看过去的原野，枯枝横立的树，青瓦的屋顶，都是土黄色的。万物萧条，但因其形态多样，村庄、院落、树木、河流、坡地、炊烟、人，却也不显得枯寂。乡村的房屋和炊烟仍然是一种温暖的形态，引领着远在异乡的人们回到家中。

　　梁庄洋溢着节日的气息。车突然多了起来，走在村里，一个随意的空地，就停着小轿车、面包车或越野车，什么牌子的都有。它们屹立在那里，显示着主人公钱财的多少和在外混得如何。

　　平时空落落的村庄，忽然有些拥挤了。从某一家门口经过，会看到里面来回走动的很多人，听到此起彼伏的划拳声和叫嚷声。村中的各条小道上，居然出现了错不开车的现象。大家各自下车，看到了彼此，惊喜地叫着，顾不得错车，点支烟，先攀谈起来。在村庄里，绝对不会出现因错不开车相互大骂的情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车里的是自己熟识的，按辈份排还要叫什么的人。然后，就有几个乡亲凑过来，又惊喜地叫着，哟，原来是你这娃子，混阔了，不认识了，啥时候回来的？开车的年轻人一边忙着递烟，一边回答，昨天。人们哄地一下笑了，他旋即醒悟了过来，脸红了，换成了方言：夜儿早（昨天早上）。

　　在中国各个城市、城市的角落或在城市的某一个乡村打工的梁庄人都陆续回到梁庄过春节。花钱格外大方，笑容也格外夸张，既有难得回来一趟的意思，但同时，也有显摆的意味，借此奠定自己在村庄的位置。整个村庄有一种度假般的喜气洋洋的感觉，“回梁庄”是大的节日才有的可能，不是日常的生活形态，因此，可以夸张、奢侈和快乐。

　　福伯的大孙子梁峰腊月初十就回来了，他和五奶奶的孙子梁安都在北京干活。梁安开着他的大面包车，载着梁峰夫妻，父亲龙叔，老婆小丽、儿子点点和新生的婴儿，一车拉了回来。福伯的二孙子，在深圳打工的梁磊回来已有月余，他把工作辞掉，带着怀孕的妻子回梁庄过年，过完年后再去找工作。福伯在西安蹬三轮的两个儿子，老大万国和老二万立，和在内蒙古乌海市的老四电话里一商量，全家所有成员都回梁庄。春节大团圆。

　　其实每年都有很多人不打算回家，买票难、开车难、花钱多、人情淡，等等等等，但是，又总会找各种理由回家。回与不回，反复思量，最后，心一横，回。一旦决定回，心情马上轻松起来，生意也不好好做了，开始翻东找西，收拾回家的行李。

　　在内蒙古的韩恒文一大家子回来了。说是给爷爷做三周年的立碑仪式，这是恒文的提议。恒武和朝侠也没多说什么，立马放弃年前的好生意，三姊妹开着三辆车，浩浩荡荡地从内蒙古开往梁庄。

　　在湖北校油泵的钱家兄弟回来了。黑色的大众车停在他家大铁门外面，霸气十足。他们的父亲，梁庄小学优秀的前民办教师，现王庄小学的公办教师，每天骑着小电瓶车来回十几公里去上班。他们的奶奶，瘫痪在床已经将近二十年，由他们的母亲经年服侍。现在，那个强壮的女人也胖了、老了，站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梁庄人，开朗地和大家打招呼。

　　韩家小刚回来了。我们在老屋后面院子里给爷爷、三爷烧纸，他从围墙外经过，站了下来，与父亲打招呼。他胖了，白了，穿着深蓝色羽绒服，西服裤，很是整齐。他在云南曲靖校油泵，韩家有好几家人都在那边干活。他们几家各开几辆车，一天一夜，中途稍作休息，直奔梁庄。

　　北京开保安公司的建升回来了。说被电视台忽悠了，电视每天放着回家的节目，看着看着，他哭了，说，走，回家。开着车长途奔突回来。回来了，也不激动了，但也不后悔。

　　在广州中山市周边一家服装厂打工的梁清、梁时、梁傲都回来了。这些梁庄的晚辈，我都打过电话，彼此联系过，但是，至今我还没有见过他们。

　　做校油泵的清明从西宁回来了。在梁庄广撒英雄帖，约请大家腊月三十那天到他家喝酒。

　　“尽管一百次感到失望和沮丧”，尽管梁庄“像采石场上的春天一样贫穷”，但是，每年，他们都还是像候鸟一样，从四面八方飞回。回到梁庄，回到自己的家，享受短暂的轻松、快乐和幸福。

　　古老的程序在自然延续

　　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夜，梁庄家家都吃了火烧。所不同的是，很多家是在吴镇买的，就连年龄稍长一点的人也不愿意再去一个个在锅里炕了。不过也有例外。二堂嫂的儿媳妇怀孕，她不愿去街上买，怕不干净，就自己盘了一碗纯肉馅儿，发了面。晚上，二嫂把煤炉搬到堂屋，坐在煤炉旁，这边一个个地炕，那边一个个地吃。掰开滚烫焦黄的面饼，里面突然冒出来的肉香能让人无限陶醉。犹然记得小时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扒在锅台边，眼巴巴地看着姐姐炕饼时的情景。那是冬天温暖和充实的记忆。我们知道，吃到火烧，春节就正式来了。

　　“二十四扫房子。”即使在北京，在腊月二十四那一天，我也会大动干戈，把整个家大动一次，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我相信，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都有这一习惯。嫂子挽着袖子，用围巾包着头，把床、家具用报纸或旧床单蒙着，指挥哥哥打扫天花板上的灰尘和蜘蛛网。他们两人在屋里院子里来回忙碌，清理出尘封一年的藏在房间各个角落的垃圾，捡出一个个已经消失一年的还有用的东西，抱出一堆堆的衣服。

　　年三十的早晨，嫂子搅了半锅浆糊，拿着一个大刷子，在家里的各个门上刷浆糊，里屋外屋，诊所内外，哥哥拿着对联，在后面一张张地贴。

　　那几天在村庄来回走动，各家串门，发现这些回乡的男人们每时每刻脸都红扑扑、醉醺醺的。他们也在各家串着，相互约着，东家喝完西家喝。万国大哥有严重的胃溃疡，总是在一开始嚷嚷着不喝不喝，结果，坐到酒场上，就不起来。而每次见到四哥，他总是涨红着脸。当年他在家时，和我哥哥关系很好，也曾在梁庄小学当过短暂的民办老师。四哥英俊，剑眉大眼，方脸直鼻，头发遗传了他母亲的卷发，垂过耳边，优雅洋派。看见我，他总是一把搂过我的头，说，妹子，你说我们多少年不见了？看见小孩，就问，这是谁家的小孩？一说是本家的，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的红票子，往人家怀里塞。有时四嫂站在旁边，又不好拦，就眼斜着看他，他也只装着看不见。

　　清明家的院子已经站满了人。大哥、二哥、四哥都在，已处于微醉状态，还有万峰，万武和韩家一些他们同年龄段的人。清明老婆和其他一些媳妇们在厨房、院子、客厅之间来回穿梭，拿菜，洗菜，摆碗具，忙个不停。这些梁庄的青年媳妇，个个穿着洋气，高跟长筒靴，黑色紧身裤，过膝羽绒服，头上扎着各种发夹、头花，进进出出，飘摇招摆。一顿饭几个小时下来，她们得不停地来回跑，让人很担心那高跟筒里面的脚是否受得住。

　　清明家的两层楼居然还没有装门，敞开着，门边框还露着青砖茬子。风直进直出，大家就像直接坐在野地里，比野地还要冷，因为这是一道风进来，一个方向吹人。

　　梁庄的男人们已经进入状态，这将是又一次不醉不归，这些长年不在家生活的男人们仿佛要把这兴尽到底，要撒着欢儿、翻着滚儿释放自己所有的情绪。

　　不管是青屋瓦房，还是红砖楼房，古老的程序也在自然地延续。

　　年三十的下午，是给逝去的亲人上坟烧纸的时间。人间过年，阴间的亲人也要过年。鞭炮响起，惊醒亲人，让他/她起来拣亲人送来的钱，也好过一个丰足的年。

　　在老屋的后院给爷爷、三爷烧完纸，放过鞭炮，我们又朝村庄后面的公墓去。我没有再到老屋去看。老屋的院子被已有点疯傻的单身汉光虎开成一畦畦菜地，房顶两个大洞，瓦和屋梁都倒塌了大半，雨、雪直接泼到屋里。已经没法再修了。枣树也死了，夏天的时候，我回去看，只有一个枝桠长出嫩弱的叶子，并且，没有开花结果，其它枝干全部枯死了。

　　通向村庄公墓的路越来越窄，没人管理，大家都各自为政，拼命把自己的地往路上开垦。上坟的时候，那些开车的人也只好辗压在绿色的麦苗上了。

　　许多人都朝着公墓那边走，大人，小孩，开车的，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大家边走边说，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就好像也是在回家。

　　烧纸，下跪，磕头，放鞭炮，四处看看，发发呆，聊聊天，拔拔坟上的杂草。有爱喝酒的，家人会带一瓶酒，把酒撒在燃烧的纸上，让火烧得更旺些，让死去的人闻到那酒的香味，把剩余的酒放在坟头上，下面垫一张黄草纸。喝吧。

　　我看到了福伯家的男人们，大哥、二哥和四哥，堂侄梁平、梁东、梁磊，正按照长幼依次在新坟和旧坟前磕头。梁磊、梁东、梁平走到坟园另一边矮点的一座坟上，烧纸，磕头，提着燃烧着的鞭炮，在坟边绕了两圈，大声喊着，“小叔收钱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小柱的坟。小柱，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离开家乡，就在半路上死掉。他的坟在墓园地势较低的地方，几乎淹没在荒草之中，坟头有新培的土。小柱的女儿小娅也跟着过来给小柱磕头，她是拜她的叔父，她已是三哥的女儿。四哥十来岁的儿子，拿着打火机，点那密密的、枯黄的荒草。“轰”的一声，火苗窜了起来，瞬间，那一排排草就倒下去，变为了灰烬。小柱。小柱。我站在坟边，在心里默叫了两声。

　　站在高高的河坡上，看这片平原。浅浅绿色的麦田里，一个个坟头零落在其中，三三两两的人，来到坟边，烧纸，磕头，然后，拿出长长的鞭炮，绕坟一圈，点燃，捂着耳朵飞快地往一边跑去。淡薄的青烟在广漠的原野上升。鞭炮声在原野上不断响起，这边刚落，那边又起，广大的空间不断回荡着这声音。

　　又一年来了。

　　正月初一的大酒开始了

　　“初一（儿）供祭（儿）”，就是敬神。三十晚上已经把猪头或肉摆好，插上一双筷子，再放一碗饺子。初一早晨，插上香，全家拜一拜。大功告成。然后，穿着新衣服，端上碗，跑遍全村，各家相互端饭。最后，各家锅里的饭都是全村人家的饭，一碗饭也是百家饭。然后，就是全村人相互串着，各家跑着拜年。现在，饭早已不再相互端了，拜年却没有中断过。

　　吃过早饭，我们会把父亲敬到沙发上，让他坐好，我们给他磕头拜年要压岁钱。父亲大笑着说，你们就来骗我钱吧。哥哥、嫂嫂、我和侄儿依次给父亲磕头，张着手向父亲要压岁钱，父亲左右挡着，晃着他那花白的头说，不行，你们都大了，不给你们了。我们仍然张着手，父亲假装抗不过去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红票子，一张张仔细数着，很得意地说，今年一人两张。我们一个个把钱抢过去，兴高采烈地在口袋装好，嘴里也得意地嚷嚷着，“爹给的钱，一定得保存好”。父亲已然老去，大家都想着法子让他开心。他能给我们钱，我们还要他的钱。他依然在养活我们，我们依然是仰赖他成长的小孩。那种感觉，对他对我们，都是幸福又伤感的事情。

　　年初一的上午八九点钟，梁庄喧闹无比。拜年开始了。父亲、我、哥哥、侄儿，这是我们一家出行的人。年长的老人一般都会等在家里，让那些晚辈先过来拜年，到中午的时候，才到事先约好的哪一家，坐下喝酒。

　　村里的各条小路上都走着人。以家族为单位，中年夫妻带着年轻的儿子、儿媳，儿子、儿媳又抱着、拉着自己的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喜气洋洋地走在路上。见到另外一群，就停下来，寒暄一会儿，问对方都去了哪家，如果之前没有在村庄碰过面，就会再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走，然后扬着手分别，说“一会儿在XX家见啊”，各自往自己要去的方向走，或者就并到了一块儿，一起往哪一家去。

　　有许多熟悉而陌生的面孔。熟悉是因为大家彼此都还会认识，当年的相貌轮廓还在。陌生却是岁月留下的各种痕迹。

　　人群里有很多年轻的、陌生的面孔。这几年的调查、访问也只认识到三十岁左右的梁庄年轻人，二十岁以下的男孩女孩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们平时也很少跟着父母一起出来，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在城里寄宿学校读书。

　　我们先从村头五奶奶家开始串。五奶奶家里已经站满了一屋子人。客厅的一个方桌上摆着四个盘子，炸麻花、凉拌藕片、牛肉和小酥肉，一把筷子、一摞小酒杯、小酒碟放在旁边。五奶奶张着嘴，笑着，迎来送往，一定让着人家，“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啊，吃个菜，喝口酒再走。”大家笑着，说，“一会儿再来，一会儿再来，还没有转过来圈儿呢”，然后，出院门，再往另一家去。五奶奶看见我，惊奇地拍着手迎过来，“四姑娘来了啊”，她可能很意外，平时老在家就算了，年初一，这出了嫁的姑娘还在娘家村里胡跑，可就不对了。龙叔拉着父亲的手，往桌子边扯着，说“二哥，别走了，上午就在这儿，咱哥俩儿好好喝一杯。”

　　又到李家朝胜那儿去，他的母亲马上就要过一百岁生日，是村里名副其实的老寿星。朝胜家刚盖了一个三间平房，门前那旧屋的木梁还没拆掉，倒塌的土墙，孤零零的屋梁，和新房映衬着，有强烈的时空错位之感。朝胜的儿子刚本科毕业，在浙江一个公司上班，也回来过年。老寿星坐在门口，晒着太阳，她坐在那里，颤巍巍地听我们的问候，她的身体还不错，头脑也很清楚，能够听明白我们的话并能够准确地回答出来。大家都围着她，一边感叹着。这样一个老人健康地活着，这是梁庄的宝贝。

　　我们从梁家，转到李家，韩家，见了许多老人、熟人和陌生的年轻人，又转回到我们的老屋旁边，老老支书家里。老老支书的院墙已经坍塌了一半，站在外面能看到院子里的活动。

　　看到我们进院子，老老支书的大眼一瞪，连声说，屋里坐，屋里坐。屋里的摆设仍然是几十年如一日，他的一个高大的孙儿坐在正屋一角看那十几寸的闪着雪花的电视。这是他家老三的儿子。老三长期在荥阳一家工厂卖饭，去年送儿子回来到吴镇高中上学。

　　待转到二嫂家，十二点已过。梁磊梁平他们正围着煤炉打牌，看到我们进到院子，赶紧扔了牌，摆桌子，上茶。一会儿，二哥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嘴里叫着，“二叔，咋才来，我还说跑哪儿了。中午哪儿都别去了，我已经给老大、光义叔几个说好了，都到我这儿喝酒。娇子（二嫂，我才知道她还有这样一个俏的名字）早就准备好了。”我问二嫂去哪里了？二哥不屑地说，“哈，和几个女的去街上拜土地庙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梁庄已经没有土地庙，但是，在梁庄通往吴镇的路上，不知道是哪个村庄什么时候建了一个小的土地庙。每年正月初一，梁庄的女人们就会去拜一拜，烧烧香。

　　话刚落音，二嫂回来了，笑着说，“你们可来了。”二嫂端出早已备好的四个凉菜，让男人们先喝着。大哥、三哥、四哥来了，龙叔也一扭一扭过来了，他是找父亲来的，也是找酒场来的，来了当然就不走了。万民也来了，清明也来了。

　　正月初一的大酒开始了。

　　离别总是仓促

　　冬去春来。又是出门的日子。仅十来天时间，阳光给人的感觉已经有所不同，年三十的寒冷已经远去。稀薄的暖意弥散在空气中，虽有些凄凉，但毕竟还预示着未来的希望。

　　梁庄的喜庆如潮水般迅速消退。院子里的小轿车后备箱都打开着，老人往里面塞各种吃的东西，春节没有吃完的炸鱼、酥肉、油条，家里收的绿豆、花生、酒，还有春节走亲戚收到的各种礼品，后备箱怎么摆也摆不下了。老人还要不断往里塞，儿子媳妇则不耐烦地往外拿，嚷嚷着说吃不了，会坏的。老人生气了，回到屋里袖着手不说话，儿子媳妇只好又把东西塞进去。然后，一辆辆车往村外开，上了公路，奔向那遥远的城市，城市边缘的工厂、村庄，灰尘漫天的高速公路旁，开始又一年的常态生活。

　　路边到处是大包小包等公共汽车的人。他们站在路边，心不在焉地和送别的家人说着话，因为等得太久，该说的都说了，也不知道如何填充这应该表达感情的离别时刻。老迈的父母站得太久，腿有些站不住了，十几岁的孩子则急着回去看电视，扭着身子不愿意和父母多说话。等到上了车，大家才突然激动起来。在车里的母亲噙着眼泪，扒着车里拥挤的人往车窗边移，往窗外张望，找自己的孩子。已初为少年的孩子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背对着公共汽车远去的方向。他不愿意让母亲看到他的不舍。

　　在西安的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正月初十走了；去乌海的四哥正月十一走了，在村庄的这十几天，他一直处于醉的状态；梁安一家、梁峰夫妻和三哥夫妻又坐上梁安的车，于初九出发，走时把一直处于迷失状态的梁欢也带上了，五奶奶站在村口，对着他的大儿子、大孙子，千叮万嘱，一定要把梁欢照顾好；一直在村庄活跃的清明初六走了，到西宁他那孤零零的校油泵点儿，在家的十来天，他似乎要把憋了一年的话说完，忍了一年的酒喝够；梁时正月十六去中山，留下怀孕的老婆，走之前他再次交待父亲万青，不要管那么多村里的事，他回来的十来天，女儿一直不跟他们睡，她只要她的继奶奶巧玉；在云南的、贵州的、浙江的和各个城市的梁庄人，在某一天黎明时分，也都悄悄离开村庄，以便当天夜里能够赶到那边的目的地。

　　离别总是仓促，并且多少有些迫不及待。

　　犹如被突然搁浅在沙滩上的鱼，梁庄被赤裸裸地晾晒在阳光底下，疲乏、苍老而又丑陋。那短暂的欢乐、突然的热闹和生机勃勃的景象只是一种假象，一个节日般的梦，甚或只是一份怀旧。春节里的梁庄人努力为自己创造梦的情境。来，来，今天大喝一场，不醉不归，忘却现实，忘却分离，忘却悲伤。然而，终究要醒来，终究要离开，终究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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