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提出要用水库那种围网。但马上被否决，“那种围网，一米就要好几十块，你种地能赚回来这么多钱吗？”

　　“只要野猪还在，就没有安全感”

　　因为野猪的事，霍光绪向上级镇政府打过一个基本农田复垦整修的申请，里边提到一组数字：村里现有耕地823亩，其中基本农田469.43亩。截至2020年底，村民耕种面积70.6亩，耕种比8.57％。

　　在他看来，在选择种与不种的问题上，村里很多人算的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还有一些情感因素，他能体会得出来。

　　2003年以前，红星村的常住人口有40多户100多口人。因为处于泥石流易发区，经济上也不发达，村民普遍收入低，当时密云县政府安排自愿搬迁，迁出的村民落户条件更好的其他六个乡镇。当年，全村搬走了28户，任福云也是其中之一。

　　“以前我们村里人多地少，土地可紧张了。”任福云回忆着，在那次集体搬迁以前，家里四口人不足三亩地。“都种上了，那会儿是一点儿不会糟蹋的。”过了几年，任福云的户口转了非农户，老伴的户口也迁走了。他把地交给村集体，只留了一间老房子在村里。

　　如今，任福云跟着老伴“两头跑”。山区凉快，夏天的时候他和老伴回村里种点菜，冬天再回去。因为有个兄弟在敬老院，户口还在村里，他就把兄弟的土地，还有邻居不种的一些地收拾起来种一种，“都加上也就是一亩半”。

　　“不种吧，地就在家门口，你弄点是个收成。多少种点，自己吃着方便。”任福云认准一个道理：不种地，怎么叫农村呢？

　　“好多人一说就是，买去。买固然是现成的，你买的粮食，外表再好看，米都是白花花的，回来一洗，里边就有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是不新鲜的。但自己种的，施点农家肥，那它吃着就是不一样。”任福云说。

　　“老百姓就是什么时候都想种点地。”霍光绪说，“现在年轻人都讲究种地挣了多少钱，但传统的农民不是这么考虑的。老百姓种一辈子地了，他想的是种完，我能收回多少粮食。”

　　然而，近两年野猪毁田的打击也让任福云逐渐打了退堂鼓。“庄稼长得好赖，是老天的问题，它不糟蹋呀。现在有了野猪，种白薯也给拱开，种花生也给祸害。只要这野猪一天不没，你种啥也不安全，没有安全感。”

　　遭“猪害”以后，老人每每走到自己闲置的土地上，就要感叹着给别人讲一番：“这叫扇子地，地势高、平坦，不种心疼。”不过因为野猪，他也有三年没怎么管了。

　　“以前没野猪的时候，种地就是赚的”

　　据了解，这些年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出台了陆生野生保护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北京市已经将野猪作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到补偿范围里，但在红星村，补偿发放的流程、认定土地的范围还是引起过一些争议。

　　按照密云区的政策规定，经过确权颁证，同时在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农田，种上玉米遭到野猪损毁，可以获得每亩300元的地力补偿，以及野猪补偿金，当地人管这种情况叫“两头补”。霍光绪说，村里的野猪补偿金一般按产量计算。2021年的补贴还没批下来，2020年每公斤补了两元。

　　2019年，补偿登记的表弄丢了，村里经办人离职前说交到镇里了，镇里却说没收到。后来镇政府经过改选、换人，又把填表、审核等手续重新走了一遍，等补贴发到村民手里就过了一年。

　　“老百姓今年遭了灾，就希望过年前能收到补偿。”霍光绪说，但是像这种补贴，都是市、区、镇、村各出一部分，层层上报也需要时间，确实发到老百姓手里，就过了好几个月了。

　　而老于的“维权”则牵扯到村里的历史遗留问题。据于永水回忆，1991年“发大水”之后，红星村搬走了六个自然村。当时的村委会书记决定，把剩下能种的土地以竞标的形式发包给留下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书记“口头答应”分一些地给他，但并没写到合同里。

　　这种情况也并非一家。在红星村的823亩耕地里，由于许多种地的人搬走了，经过确权的土地只有147亩。真正能纳入野生动物补偿范围的耕地是少数。

　　虽然种种矛盾看似都是冲着“补贴”来的，但这么多年过去，霍光绪一直认为，补贴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前几年野猪还不多的时候，霍光绪在家附近的西沟村种了200多亩玉米，每年能打十四五万斤。好地赖地算一块，每亩收成能达到200斤左右，条件好的地能收获七八百斤。有了野猪之后，原先承包的土地还雇人种着，面积基本没变，能打上来的棒子只剩下一两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