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出没
老百姓以为野猪可能会怕声、怕光，于是拿出锅盖、炮仗、铁盆、太阳能手电、音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野猪。 资料图
进山的小路。 陈艺娇 摄
经过村委会门口觅食的野猪。 受访者供图
防止野猪进田的围栏。 陈艺娇 摄
“老于那天又来了，还是补贴的事儿。”交谈时，村委会主任霍光绪眼神有些放空，直勾勾地看着远处，眉头锁成一个疙瘩。
事情发生在北京郊区密云，石城镇红星村。从清凉谷景区开车过去，要绕一道山梁，走12公里。从地形图上看，村子向北与怀柔交界，两道高高的山脊截在村庄的南北两侧，拥有4个自然村，全部地处京郊深山区。近几年，随着村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农田里逐渐有了野猪出没，老百姓家农田被糟蹋的事也越来越多。
1991年出生的霍光绪去年4月正式上任，来找他的人叫于永水。按辈分，霍光绪要管他叫舅舅。野猪毁坏的农田，可以申报一定额度的补贴，于永水为此事找了外甥好几次，但他的地有一部分是“合同外”的，没有确权证书，也不在补贴范围。
“老于的意思，有点想要曝光政府。但这事，谁办都一样。政府有明确的红头文件，该补贴多少就是多少。”霍光绪有些无奈地说，每次这个舅舅来，好说歹说解释几十遍，老于并不买账。
的确，于永水很在意这笔钱。虽然村里已经有很多人把土地撂下，选择进城务工，或者找点别的营生。但直到现在，种地的收入依然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的十几亩地基本都还种着，连着几年被野猪吃了收成，于永水坐不住了。
“种点儿地真不容易”
在霍光绪的记忆里，村里发现有野猪出没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零星出现一两个，后来水坑旁边开始有蹄子印了。紧接着最近两三年，野猪在村里就“哪哪都有了”。
“比如说你走在路上，跟野猪走个碰头，你看它一‘打愣儿’，就是一盯着你看，你就得赶紧躲了。”霍光绪说。
一次与野猪的“短兵相见”让他至今记忆深刻。
去年9月，霍光绪进山捡栗子。路上山势连绵，人烟稀少，半面山都是树，开不了车。霍光绪牵了大狼狗，一人一狗徒步走上密林。上山不多一会儿，狼狗警觉起来。他暂停脚步，只听一阵阵猪吠由远及近，“耳朵听不见别的声音了，脑子里边都是猪‘哼哼’的声。”
还没等多想，狼狗冲进猪群，瞬间被几头大个儿的野猪摁住。情急之下，他三两步爬上旁边的树，以一种十分尴尬的姿势和角度，目睹了三四十头野猪在脚下经过的壮观景象。
“我要不是扔了个石头，那个狗都跑不出来。”
那是霍光绪见过的数量最多的一次野猪集体行动。野猪是群体动物，村民平时常见三五头，最多也就十几头而已。猪多胆壮，偶尔在路边觅食，有人去轰也轰不走。
今年75岁的任福云是石城镇退下来的老干部。据他介绍，80年代末管林业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野猪，獾子是农田的主要破坏者。随着这几年野猪的增多，獾子很少见了，“十多斤的獾子，野猪也照吃不误。”
任福云说，獾也毁庄稼，但破坏力没野猪这么严重。“獾小，破坏的面积也小。野猪不一样，它是杂食性动物。”霍光绪打了个比方，“三亩多的地，来十多头野猪一晚上就能给‘平了’。它也吃不了太干净，就是给你糟贱。”
近几年，村里常住人口越来越少，大多数都是像任福云这样上了年纪的。远处的地不敢种，就在房前屋后，“半颗烟工夫就到”的地方，种点玉米或是蔬菜。
“种了也是白瞎。一年到头买种子、买肥，又拾掇地，到了秋天一个不给你剩。”说起野猪的事，任福云直摇头，“这些年在我们这儿，甭管你是谁家，只要是种地就糟害，特别是棒子，最危险了。”
当地人习惯把玉米叫“棒子”。去年，任福云在家门口一块地势好的位置种了五分地。八九斤一袋的玉米种子，总共用了六七袋。没等嫩“棒子”结出来，野猪接连去了两趟，就把他的地“造没了”。
野猪经常晚上“行动”，“战斗力”很强。等他早上去看，地里已经倒了一大片。任福云和老伴就赶紧把野猪“吃剩下的”掰两筐回来，煮了分给孩子们吃。“就留下些刚能煮着吃的那种嫩棒子，但凡大一点的，明面上的，它都给吃了。”
“春天我们种下以后，它先吃一回棒籽儿，补了一回，等出来棒苗了，松鼠、野鸡就开始叨，等到再长些起来，就是獾和野猪开始吃。”霍光绪说，“种点儿地真不容易。”
“都是挨过饿的人，看不了粮食被糟蹋”
“人类近十年来减少了捕杀。但是在这之前，人类的一些活动就已经进入到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去了。”对于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野生动物“碰瓷”事件，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吴克亮这样解释，“由于人口扩展，野生动物栖息地出现碎片化的趋势，人类的住宅、农田就和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发生了重合，或者距离很近，相互进入领地或生活区域的现象就会发生。”
2000年，我国正式出台“三有”名录，列入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受到保护，不能随意捕杀。在京郊这片山区，野猪一没有天敌、二无人捕猎，繁殖能力还特别快。
“年年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让老百姓最忧心的。
“它们就从我们这个西沟下来的。每年五六月繁殖，等到六七月，十多斤的小猪就开始跟着大猪一块儿出来了。到了玉米地，大猪给掰，小猪捡地上的吃。”亲眼见过几次野猪觅食，霍光绪描述得生动鲜活。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然而，对于地处京郊山区的红星村来说，采取什么措施、怎样采取措施显得更为复杂和艰难。
“你看南方现在有专门的狩猎队，北京这地方肯定不允许有，首先就不允许持枪。”霍光绪说。
“以前我买了十几个大喇叭在地里边，隔一段就放一个。”霍光绪一开始听说狼叫管用，后来老虎的叫声也试过，“前十天还是管用的，后来猪也知道是假的，就唬不住了。”
聪明、战斗力强，野猪天生是庄稼的克星。
霍光绪说，有一次，于永水把家里的大狼狗拴在地里，第二天发现狼狗的腹部被野猪挑了一个大口子，伤势严重，“是被抱着回家的”。
“你就得去看着。”任福云说，他基本都是天还没黑就得去地里，听到“动静”了，赶紧把大铁锅盖挂在旁边的杏树上，用力敲，直到听不见地里的声音，才说明野猪走了。
老百姓以为野猪可能会怕声、怕光，于是拿出锅盖、炮仗、铁盆、太阳能手电、音响……一般等到晚上8点多，天“似黑不黑的时候”去“看夜”，一看基本就是一晚上。夏夜的山村里，村民骑着电动三轮，上边盖着被子、大衣，拿手电筒不一会儿就照一圈。听到有声音来了，就赶紧敲东西、吆喝。
村里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五六十岁的人是赶猪“看夜”的主要力量。“有一个80多岁，腿还不行，拄着棍还上来敲盆呢；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儿子的地不种了，她自己上山来种地、赶猪，要‘存点备用粮’。”霍光绪说，“这些都是挨过饿的人，看不了粮食被糟蹋。”
去年，霍光绪花了两万多元，给自己种的一块三亩多的玉米地围了网子。“是之前围羊圈剩下的网，一米二高，根本不管用！”霍光绪说，野猪皮厚，身上一层厚厚的松油，也不怕扎，像普通的钢丝网，一拱就变形了，猪就从网子下边钻进去了。
虽然不管用，但是“圈了总比没圈强”。霍光绪说，同样两块地，一块有网一块没有，野猪肯定先吃没网的。“但是大家都圈也没用了，野猪反正都会拱。”
后来，有人提出要用水库那种围网。但马上被否决，“那种围网，一米就要好几十块，你种地能赚回来这么多钱吗？”
“只要野猪还在，就没有安全感”
因为野猪的事，霍光绪向上级镇政府打过一个基本农田复垦整修的申请，里边提到一组数字：村里现有耕地823亩，其中基本农田469.43亩。截至2020年底，村民耕种面积70.6亩，耕种比8.57％。
在他看来，在选择种与不种的问题上，村里很多人算的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还有一些情感因素，他能体会得出来。
2003年以前，红星村的常住人口有40多户100多口人。因为处于泥石流易发区，经济上也不发达，村民普遍收入低，当时密云县政府安排自愿搬迁，迁出的村民落户条件更好的其他六个乡镇。当年，全村搬走了28户，任福云也是其中之一。
“以前我们村里人多地少，土地可紧张了。”任福云回忆着，在那次集体搬迁以前，家里四口人不足三亩地。“都种上了，那会儿是一点儿不会糟蹋的。”过了几年，任福云的户口转了非农户，老伴的户口也迁走了。他把地交给村集体，只留了一间老房子在村里。
如今，任福云跟着老伴“两头跑”。山区凉快，夏天的时候他和老伴回村里种点菜，冬天再回去。因为有个兄弟在敬老院，户口还在村里，他就把兄弟的土地，还有邻居不种的一些地收拾起来种一种，“都加上也就是一亩半”。
“不种吧，地就在家门口，你弄点是个收成。多少种点，自己吃着方便。”任福云认准一个道理：不种地，怎么叫农村呢？
“好多人一说就是，买去。买固然是现成的，你买的粮食，外表再好看，米都是白花花的，回来一洗，里边就有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是不新鲜的。但自己种的，施点农家肥，那它吃着就是不一样。”任福云说。
“老百姓就是什么时候都想种点地。”霍光绪说，“现在年轻人都讲究种地挣了多少钱，但传统的农民不是这么考虑的。老百姓种一辈子地了，他想的是种完，我能收回多少粮食。”
然而，近两年野猪毁田的打击也让任福云逐渐打了退堂鼓。“庄稼长得好赖，是老天的问题，它不糟蹋呀。现在有了野猪，种白薯也给拱开，种花生也给祸害。只要这野猪一天不没，你种啥也不安全，没有安全感。”
遭“猪害”以后，老人每每走到自己闲置的土地上，就要感叹着给别人讲一番：“这叫扇子地，地势高、平坦，不种心疼。”不过因为野猪，他也有三年没怎么管了。
“以前没野猪的时候，种地就是赚的”
据了解，这些年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出台了陆生野生保护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北京市已经将野猪作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到补偿范围里，但在红星村，补偿发放的流程、认定土地的范围还是引起过一些争议。
按照密云区的政策规定，经过确权颁证，同时在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农田，种上玉米遭到野猪损毁，可以获得每亩300元的地力补偿，以及野猪补偿金，当地人管这种情况叫“两头补”。霍光绪说，村里的野猪补偿金一般按产量计算。2021年的补贴还没批下来，2020年每公斤补了两元。
2019年，补偿登记的表弄丢了，村里经办人离职前说交到镇里了，镇里却说没收到。后来镇政府经过改选、换人，又把填表、审核等手续重新走了一遍，等补贴发到村民手里就过了一年。
“老百姓今年遭了灾，就希望过年前能收到补偿。”霍光绪说，但是像这种补贴，都是市、区、镇、村各出一部分，层层上报也需要时间，确实发到老百姓手里，就过了好几个月了。
而老于的“维权”则牵扯到村里的历史遗留问题。据于永水回忆，1991年“发大水”之后，红星村搬走了六个自然村。当时的村委会书记决定，把剩下能种的土地以竞标的形式发包给留下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书记“口头答应”分一些地给他，但并没写到合同里。
这种情况也并非一家。在红星村的823亩耕地里，由于许多种地的人搬走了，经过确权的土地只有147亩。真正能纳入野生动物补偿范围的耕地是少数。
虽然种种矛盾看似都是冲着“补贴”来的，但这么多年过去，霍光绪一直认为，补贴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前几年野猪还不多的时候，霍光绪在家附近的西沟村种了200多亩玉米，每年能打十四五万斤。好地赖地算一块，每亩收成能达到200斤左右，条件好的地能收获七八百斤。有了野猪之后，原先承包的土地还雇人种着，面积基本没变，能打上来的棒子只剩下一两万斤。
“就差这么多。”霍光绪说，以前没有野猪，种地就是挣钱，现在虽然政府确实也给补了，但要是最后一合计，还是不如不种。不赔不赚，费那么多力做什么呢？
如今，于永水有时间就去附近的村镇“找点活儿干”，曾经是种地大户的他，也逐年把种植面积从60多亩缩减到10多亩，“还都是离家近的地方。”
“最近卫星又拍图了，说我们村儿大面积撂荒农田。政府也找过我们好多次，让做老百姓的工作，都种上地。”又到了为下一年做规划的时候，霍光绪有点烦。
“总得有个规划吧”
“我们村呢，地方是好地方。就是这个大山梁是最大的障碍。这可是多少辈子了。”任福云说，有了这道山梁，从清凉谷的山口到村委会门口，要多绕半个小时，这也直接导致了红星村不能像隔壁村庄一样搞起旅游业，66户农业户口119个村民，基本上都以农业或林果业为经济支柱。
“老百姓就知道种地，就说好地，也是靠天吃饭，水浇不上去。”霍光绪说，以前还能打井浇水，1991年一场大雨，村里发生了泥石流滑坡，水井和土地被大面积冲毁。农田里砂石遍布，很多水浇地变成了“雨浇地”。
“有一些村民抱怨说，村里不发包土地。”霍光绪说，“可是就像这种石头地，发出去他们能种吗？村里得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吧？”
目前，只要是“能搞起来”的，霍光绪“都算计过”：由于地处密云水库上游，村里发展养殖业受限。有人试过养殖蜜蜂，但山区马蜂太多，不仅会偷蜂蜜，只要看不住就把蜂巢都占了。
村里也有人搞过特色种植，种中药材。但北京夏季雨水多，药材耐旱不耐涝，而且即便长出来了也会被野猪吃掉。还想过发展林下经济。村里人在林子里试着种了一些菌棒、木耳，但不久就发现，这个野猪也吃。“没有它不吃的。”霍光绪说。
野猪暂时还消灭不了，但村子还要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还得往前走。按照他的想法，目前村里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些早年间被冲毁的土地集中整修起来。“如果还当水浇地用的话，得政府出面把土地整理好了，最起码得弄成基本农田的标准，才能上机械，要不然种地就是赔钱。”霍光绪说。
为此，今年年初的时候，霍光绪就写了一份申请方案，以土地整修为主，同时搞一些特色旅游。村里有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政府遗址，可以作为红色旅游资源来打造。一些村民打听到，明年清凉谷景区那边可能会往村里通一趟公交车。“但八字还没一撇，只是有这个说法。”
等土地全部整理完，把一部分农田拿出来，跟旅游“挂钩”。“比如现在光种玉米不挣钱，但是种点油菜之类的，到了季节就有花开，就可以搞旅游，这个政府也有补助，旅游和种地可以两头得利。”霍光绪说。
目前，申请方案已经弄好了。霍光绪等着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只要通过，就准备向上报。”
但是要这么干，需要很多钱。4个自然村的地，要平整起来需要一大笔资金，“之前花钱花得不少，用钩机把地里边的石头都弄了，又买了一个旋风机。”霍光绪寻思着，政府也需要考虑考虑，修整完以后，老百姓是多打粮食了，是增收了，但投入这么多钱，值不值得呢？”
“不管钱批不批得了，总得试试。”刚刚担起红星村的重任，霍光绪心里最要紧的就是得“一步一步按照规划发展”，问题才有可能被解决。
“越是穷，矛盾就越都出来了。要是老百姓都富裕一点，谁也不会纠结这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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