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村里常住人口越来越少，大多数都是像任福云这样上了年纪的。远处的地不敢种，就在房前屋后，“半颗烟工夫就到”的地方，种点玉米或是蔬菜。

　　“种了也是白瞎。一年到头买种子、买肥，又拾掇地，到了秋天一个不给你剩。”说起野猪的事，任福云直摇头，“这些年在我们这儿，甭管你是谁家，只要是种地就糟害，特别是棒子，最危险了。”

　　当地人习惯把玉米叫“棒子”。去年，任福云在家门口一块地势好的位置种了五分地。八九斤一袋的玉米种子，总共用了六七袋。没等嫩“棒子”结出来，野猪接连去了两趟，就把他的地“造没了”。

　　野猪经常晚上“行动”，“战斗力”很强。等他早上去看，地里已经倒了一大片。任福云和老伴就赶紧把野猪“吃剩下的”掰两筐回来，煮了分给孩子们吃。“就留下些刚能煮着吃的那种嫩棒子，但凡大一点的，明面上的，它都给吃了。”

　　“春天我们种下以后，它先吃一回棒籽儿，补了一回，等出来棒苗了，松鼠、野鸡就开始叨，等到再长些起来，就是獾和野猪开始吃。”霍光绪说，“种点儿地真不容易。”

　　“都是挨过饿的人，看不了粮食被糟蹋”

　　“人类近十年来减少了捕杀。但是在这之前，人类的一些活动就已经进入到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去了。”对于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野生动物“碰瓷”事件，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吴克亮这样解释，“由于人口扩展，野生动物栖息地出现碎片化的趋势，人类的住宅、农田就和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发生了重合，或者距离很近，相互进入领地或生活区域的现象就会发生。”

　　2000年，我国正式出台“三有”名录，列入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受到保护，不能随意捕杀。在京郊这片山区，野猪一没有天敌、二无人捕猎，繁殖能力还特别快。

　　“年年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让老百姓最忧心的。

　　“它们就从我们这个西沟下来的。每年五六月繁殖，等到六七月，十多斤的小猪就开始跟着大猪一块儿出来了。到了玉米地，大猪给掰，小猪捡地上的吃。”亲眼见过几次野猪觅食，霍光绪描述得生动鲜活。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然而，对于地处京郊山区的红星村来说，采取什么措施、怎样采取措施显得更为复杂和艰难。

　　“你看南方现在有专门的狩猎队，北京这地方肯定不允许有，首先就不允许持枪。”霍光绪说。

　　“以前我买了十几个大喇叭在地里边，隔一段就放一个。”霍光绪一开始听说狼叫管用，后来老虎的叫声也试过，“前十天还是管用的，后来猪也知道是假的，就唬不住了。”

　　聪明、战斗力强，野猪天生是庄稼的克星。

　　霍光绪说，有一次，于永水把家里的大狼狗拴在地里，第二天发现狼狗的腹部被野猪挑了一个大口子，伤势严重，“是被抱着回家的”。

　　“你就得去看着。”任福云说，他基本都是天还没黑就得去地里，听到“动静”了，赶紧把大铁锅盖挂在旁边的杏树上，用力敲，直到听不见地里的声音，才说明野猪走了。

　　老百姓以为野猪可能会怕声、怕光，于是拿出锅盖、炮仗、铁盆、太阳能手电、音响……一般等到晚上8点多，天“似黑不黑的时候”去“看夜”，一看基本就是一晚上。夏夜的山村里，村民骑着电动三轮，上边盖着被子、大衣，拿手电筒不一会儿就照一圈。听到有声音来了，就赶紧敲东西、吆喝。

　　村里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五六十岁的人是赶猪“看夜”的主要力量。“有一个80多岁，腿还不行，拄着棍还上来敲盆呢；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儿子的地不种了，她自己上山来种地、赶猪，要‘存点备用粮’。”霍光绪说，“这些都是挨过饿的人，看不了粮食被糟蹋。”

　　去年，霍光绪花了两万多元，给自己种的一块三亩多的玉米地围了网子。“是之前围羊圈剩下的网，一米二高，根本不管用！”霍光绪说，野猪皮厚，身上一层厚厚的松油，也不怕扎，像普通的钢丝网，一拱就变形了，猪就从网子下边钻进去了。

　　虽然不管用，但是“圈了总比没圈强”。霍光绪说，同样两块地，一块有网一块没有，野猪肯定先吃没网的。“但是大家都圈也没用了，野猪反正都会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