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某镇，数年前上了一个扶贫养鸡场项目，扶贫工作队在时，政策、资金充足，各级领导重视，经营红红火火。然而，扶贫工作队走后，后续政策支持却跟不上，导致管理混乱。该项目转包不到2年，情况就急转直下，产品滞销、鸡舍破败，亏损数十万元，以至陷入烂尾窘境。

　　“干部一走，产业就散”，类似的情况在基层不算少见。并不单是扶贫领域，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其实都会面临这种因人事变动带来的政策调整风险。而在扶贫领域，由此产生的冲击会更明显、更直接——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大量缺乏独立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因此，外力的更迭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倾覆性的。甚至在某些地方，项目上马时有多火红，落幕的时候就有多荒凉。某地一个贫困村，第一书记进驻后帮地方因地制宜地规划了农业产业集聚园区，分3期实施，项目前景良好。然而，第1期项目刚刚完成、初见效益的时候，第一书记便期满离任。而继任者由于对前任的发展思路和资源供给不能有效接力，造成发展空当和断层，后续项目无法跟上造成的环保问题，导致该项目曾一度被当地执法部门责令关停。在某些贫困地区，随着部分扶贫干部期满离任，引发了催款潮，部分产业面临停摆危机。这些现象固然暴露了一些地方产业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同时更折射出当地产业扶贫的困境所在——这些借助外力发展起来的产业并没有真正在地方上扎下根来，成为我们期翼中的“转化成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长久生命力”。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强调在扶贫中必须要切实通过产业发展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保证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避免贫困户短期内收入得到增加、长期却没有产业支撑持续增收的现象。这也是产业扶贫的价值所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产业扶贫工作，明确把产业扶贫摆在“五个一批”的首位，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但是，一个地区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绝非易事。从实际情况来看，产业扶贫也是“五个一批”工作中最难的一项。关键就在于，产业扶贫的成功与否并不依赖于政府职能的发挥，而是取决于市场机制配合作用的效果。在当前各地脱贫攻坚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推手”，于产业扶贫而言效果可能就不那么灵光了。应该看到，某些贫困地区尤其是一些贫困村的产业，确实是靠着外来扶贫干部或工作队的个人的资源、能力、信誉支撑起来的。当然，这本来也是派驻扶贫干部的初衷之一。这种外力的介入，带来了本地所不具备的信息、市场、资金、人才，能够快速地给地方产业发展打开局面。但与此同时，一些过分大包大揽的做法也让地方患上了“依赖症”，以至于出现上述“干部一走，产业就散”的困境。

　　长期从事扶贫问题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从2015年起带着学生在位于中、缅、老3国边境的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帮助村民通过发展“瑶族妈妈”客房项目开展扶贫，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政府的推动下，让河边村这样一个边境贫困村3年大变样，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值得自豪的一个案例。”但是随着实践的推进，李小云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他和他的学生开展的一系列产业促进工作，诸如宣传、联系客源、开具发票、现场接待等都没有当地农民的参与。“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工作是啥、怎么做的。”这让李小云感到很困惑——如果他和他的学生们撤走了，农民还能继续有这样的收入吗？

　　我们的产业扶贫工作迫切需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这也是未来更好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关键所在。我们都希望能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贫队伍”，但事实上真正不会走的队伍只能是农民自己。无论是外来的扶贫干部，还是各类公益组织、社会力量，他们的帮扶必须要谋求更大的能量转化，真正通过市场机制嵌入到地方经济发展的肌体中，成为当地群众自我的动能和力量。

　　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很多地方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向壮大主体、规范行为、提升水平的新阶段过渡。他们通过搭建各种产业扶贫平台、培育和引进新型经营主体等途径，实现了“产业发展壮大、新型主体成长、农民脱贫致富”同步前进的目标。

　　产业扶贫本质是经济活动，要扶植的是产业，更是人。无论是“鱼”也好，“渔”也罢，最终都是要交到人的手里，人才是所有命题的核心所在。产业扶贫必须要做到“目中有人”，只有人立住了，人起来了，所有的一切才能有依托，稳定脱贫才能成为可能。只有人成长了，人发展了，产业扶贫的效力才能实现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更大扩展，为脱贫攻坚提供更强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