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也在不断健全。县一级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大队（村）一级设立卫生室，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赤脚医生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正是凭借这“三大法宝”，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覆盖，大大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上世纪80年代初，覃祥官不曾想到，曾经辉煌一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快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在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也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比如，医疗服务水平和层次过于初级，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管理不规范，资金缺口日益浮现；靠行政之手推动，难免与市场规律相悖等。这些都为其日后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生产单位缩小到家庭，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失去农村集体经济的依托而崩溃，这也间接导致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增多。“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便是当时农民看不起病、不敢看病的真实写照。

　　“旧农合”退出历史舞台，一场新的改革正在孕育。

　　2003年7月，由农民个人及各级政府共同筹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航，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4省率先启动试点，计划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居民全覆盖。

　　“新农合”究竟新在何处？

　　如果说，传统农合是一种以农民个人和集体集资为主的互助互济制度，那么，新农合则是一种以国家集资为主、农民个人出资为辅的国家救济制度。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禄生看来，较之旧农合，新农合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从原来的“村办村管”变成“县办县管”，资金统筹人口更多；二是管理模式更加完善；三是政府作用不断凸显；四是可选择的就诊范围更大。

　　2007年，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台溪乡园兜村村民林永华听说村里搞了新农合，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为母亲陈山美投了保，“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清楚新农合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10块钱不多，比买商业保险划算。”

　　就这样，连续缴费至2010年时，陈山美体检查出双肾衰竭伴心脏病、糖尿病。“幸亏之前参加了新农合。”如今，林永华对新农合有了深切感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出小头，政府出大头，生病有靠头。”林永华给母亲算了一笔账：2011年12月，她在县中医院治疗时，医疗费总额是10382.77元，其中保内费用8425.15元，实际补偿额5055.09元，报销比例达到60%，大大减轻了看病的负担。“这正是‘出小头’换来了‘好靠头’。”林永华说。

　　像林永华一家一样享受到新农合带来实惠的案例在全国不胜枚举。随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新农合制度的成果不断惠及更多农民。截至2008年底，新农合试点范围就已经覆盖全国31个含农业人口的省份，覆盖人口达8.91亿，参合率达到91.53%，补偿农民5.8亿人次。

　　健康是幸福之源，是立身之本，更是强国之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问题，开启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程。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时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两年后，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全民小康，农民健康无疑是最应关注的焦点，也是亟待补齐的短板。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困难，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一直与城市地区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设计上，二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