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热斯喀木村村医发尔亚特·塔西白克（右三）与来自乡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经常会来到热斯喀木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出诊。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卫生室医生钟晶（中）时常走村串寨探访村民，为村民建立了健康档案。郭泽玉　唐仲嵘　新华社记者　王佳勇　摄

　　15年前，家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仓屋榜村的郑大娘患上高血糖，有了糖尿病的征兆，稍不注意就会反复发作，严重时还出现了皮肤瘙痒。

　　不过从去年起，郑大娘终于不用再为高血糖犯愁了。在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动员下，她签约的家庭医生为她制定了精细的健康管理方案：每顿吃一小碗饭、一小碟荤菜、一小碗青菜，注意少放油盐，每天出去走走，按时吃药。一段时间下来，郑大娘的血糖不再“飘忽”，皮肤瘙痒的症状也没有了。

　　“以前，我们农民生了病，都是‘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巫婆’。现在好了，农民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不仅给我们治病，还帮我们防病。”忆起往昔看病的辛酸，郑大娘不禁感叹，“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民寻医问药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背后，是国家实力日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步步提升的铿锵足音。

　　1965年10月的一天中午，正在田间劳动的天津市武清县（现武清区）农民陈宝贵，忽然听到村里的高音喇叭喊他的名字，通知他去公社卫生院报到，参加“半农半医”培训班学习。一向对医学感兴趣的陈宝贵顿时心里热浪翻滚，一路兴冲冲地跑到大队。第二天一早便背着行李赶到了培训地点。

　　这次培训改变了陈宝贵的命运，开启了他五十余载的行医生涯。然而，当时年仅16岁的陈宝贵对于在农村开办医疗培训班、培养农村医疗人才的意义还并不清楚。

　　新中国成立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医疗卫生服务十分短缺，有限的资源更集中在城市。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中国约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

　　1965年6月26日，不满于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组数据后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这就是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很快，一大批“半农半医”的医务人员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一面赤脚裸臂地在田间劳动，一面为身边的农民治病，因此被农民亲切地称为“赤脚医生”。1966年4月，陈宝贵背上红十字药箱，成为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度达到130万人。

　　然而在村民的眼中，彼时的陈宝贵不过是个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儿，对他的能力，大家既期待又怀疑。一天，背着药箱巡诊的陈宝贵来到临近水渠的一块麦田边，发现生产队长正痛苦地捂着腮帮子喊牙疼。陈宝贵示意他坐下来，从“藏针夹”里取出银针，在他痛侧的3个穴位扎下去，疼痛便立马止住了，在场的乡亲们无不心服口服。

　　与陈宝贵一样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的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行医之余酝酿着开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构想。

　　1966年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百日咳、麻疹等流行性疾病打破了乐园公社杜家村的宁静。由于缺乏有效的就医保障，村里先后有两户人家的孩子被病魔夺去生命，这让覃祥官十分揪心。

　　“怎样让村民摆脱缺医少药的困扰？”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办供销合作社、办农业合作社、办信用合作社的启发，覃祥官心想：“乡亲们看病吃药难，能不能搞个合作医疗卫生室？”

　　当年8月10日，在覃祥官的倡议下，“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村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每次看病只需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一概不用花钱。

　　两年后，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到1979年，全国90%以上的村庄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