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鱼米之乡尚且如此，西北内陆村庄彼时又是怎样的光景？告别山下湖镇新长乐村，记者赶往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县——甘肃省成县乡村一探究竟。

　　在成县红川镇韩庄村，1945年出生的韩英老人属鸡，1962年开始在当时的韩庄大队当会计，先后干过生产队长、公社社长，1990年起担任韩庄村村委会主任，1996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2013年底退下来。回首往事，韩英打开了话匣子。

　　新中国成立以前，韩英父亲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初期负责过成县镡河乡土改工作，后来当过公社书记、乡长等职务。当时交通不便，邮路不畅，70公里的距离，韩英清楚记得“一封信要走十几天”。当时令全村人都羡慕的是，韩英父亲隔一段时间就会汇款回家，一般也就是10元、20元，有过几回30元是摊上家里急需用钱的时候。父亲的家书承载着全家人对温饱的期盼。

　　到了20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的韩英记得当时乡里有了“摇把子”电话，但是村部装上固定电话，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儿了……

　　8月夏日的一个安静午后，在成县店村镇安沟村，几位村干部和村民，你一言我一语，还原了一连串记忆瞬间，为记者拼接出这个村庄的历史一页。

　　早年，镇里连邮局都没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安沟村里个别人家有了黑白电视，“装天线，雪花点多，信号不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村民开始换彩电，“奖励烤烟种植专业户，奖品就有彩电和固定电话”，年轻人外出打工汇款回家，“要拿着单子到村部盖章，再去镇里邮局取款，每次三五百元，个别时候有一两千元的。2000年以后，汇款单就少了，改用银行卡转账了。”

　　七十载家国同频，“海爸”何志校的回忆日益丰满鲜活。20世纪80年代的长乐村，靠着养珍珠，村民家里盖小楼的、买彩电的、买摩托的，比比皆是。何志校记得村里个别生意做得大的珠农家里已经装上固定电话，但是预装费高达万余元，而且等待时间久，长途电话贵得很。

　　1993年，山下湖镇全面开通程控电话，每个村除村书记或村主任可免费装1部座机外，其余村民装台电话机需缴纳初装费5000元，加室外线材费1000元，另需预存电话费1500元。门槛还是高，但在国家放开珍珠统购统销后，山下湖珠农对通讯工具与联通世界的迫切渴望与日俱增，当时的长乐、广山、桔城等村电话装机量可观。

　　已为人父的何志校，“砖头一样的‘大哥大’也买了。”最初的移动电话高达3万余元，他记得当时“别在腰上的还有BP机”。说到寻呼机，何志校记得“那几年BP机用的人更多。靠着BP机、‘大哥大’可是没少做生意。熟人见面说的都是‘有事CALL我’。”回忆到兴奋处，何志校激动得像个孩子，起身去翻家里装着老物件的箱子。很快，各色老式手机、寻呼机摊满客厅一地，看到其中一款摩托罗拉寻呼机，记者惊喜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自己也用过同款，而另一款诺基亚老式手机，记者也曾同样用过——北京与浙江，城市与乡村，不期然竟以这样的方式早就交融相汇……

　　“移动电话越买越小，珍珠生意越做越大。”珠农何志校对20世纪90年代的总结可谓简洁传神。千禧年时，山下湖电信支局成立。当时邮政、电信已经分家，电信经营电话、手机、宽带业务。何志校还记得2000年过后不久，“小灵通”廉价便捷，但手机越来越便宜、信号又好，很快“小灵通”被淘汰了。而且村里有些人家买了台式电脑，安调制解调器——就是装“猫”，拨号上网，不过网速慢，上网费不便宜。网吧也多了，年轻人爱去。

　　20世纪90年代的成县韩庄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寄回村里的汇款单多了，村里也有了少量固定电话。韩英此时已经先后担任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他记得1997年自家装了固定电话，后来也有了寻呼机和“小灵通”，2000年以后村干部也配了“小灵通”用于工作。

　　山下湖镇珠农做网络营销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特别是网络直播卖货的兴起，珍珠行业过去数十年的产销模式被彻底颠覆。据浙江省绍兴市邮政管理局统计，2018年诸暨市快递总量达2.4亿件。其中，大唐、山下湖等乡镇日均快递发单量均在数十万件以上。

　　“谢谢大家光临，我是村书记，珍珠我检查过了，如假包换。有问题找书记……”但凡有空，何立新总会走进村民家中的直播间，一方面监督是否有以次充好、调包销售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替有质量保证的诚信珠农吆喝几声。何立新用手机关注了村民们的直播间，即使没时间上门，也能实时收看。移动互联、电子商务，就是这样鲜活生动地改写了乡村干部服务群众、治理村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