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前景好。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投资、贸易、消费，现在看起来，主要是内需不足。而我们农业的前景好。一是农产品的各项需求是旺盛的，也就是生产只管生产，但生产出来一定能卖的出去，价格是往上走的。虽有个别产品，如去年土豆卖的困难，但总的来说，农产品的各项需求都是旺盛的。这是由于绝对人口带来绝对量的增长。二是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了，大量的人口要吃要喝，带来了转变性需求。三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食物结构升级带来的成长性需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对于农民而然，这几年的食物性结构变化是巨大的，主要是对肉、奶、蛋的需求。四是由于克服经济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对粮食的间接需求。这种需求不是虚拟的，是实实在在的。

    总的来说，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是旺盛的，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丝毫没有改变的。虽然国家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率下降，但它的基础作用丝毫不变。因为只有农业发展好了，国民经济才能可持续，如果农业形势发展不好，一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制约作用。反过来说，国民经济形势大环境不好，农业发展也一定会倒退。同时，农业发展好对我们保增长、控物价一定是一个正面的驱动，对克服全球粮食危机，避免粮食价格过高有一个缓冲作用。因此，从国民经济环境来看农业，有上面这三个好。

    主持人：我们知道，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国家安全，是国民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头等大事。去年我们实现了粮食的“八连增”，那么今年我们要继续实现粮食的丰收，需要把握哪几个趋势？根据这些趋势，我们又应该采取哪些对策？

    张红宇：今年我国粮食要实现丰收的目标，有两个大的趋势是需要把握的。一是从粮食和农产品供给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实现了粮食八连增，但是粮食供需的紧张关系仍是一个长期趋势，高成本、高价格的趋势不会变。二是从未来形势来看，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里面的供需平衡、产需平衡、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以及自给和进出口平衡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何实现这些平衡？如何克服资源所带来的压力？

    我想，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我们粮食的安全。也就是文件中所讲的，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在这个前提下，有四个关键环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换、科技推广、科技人才培养。其次，要抓主产区。抓粮食主产省、主产县。再次，抓新型经营主体。最后，要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主持人：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农村经济运行的一个亮点，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正在逐步提高。2012年，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还应该给予怎样的政策支持？怎样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好势头？

    张红宇：农民收入去年和前年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从今年到未来一个时期，农民收入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我的基本看法是，农民收入今年要特别关注。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收入今年搞得好，能够借鉴各个地方的成功经验，把各个地市好经验归纳上升到国家战略，很可能五年十年以内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缩小，去年是1∶3.13，能不能变为1∶2.8、1∶2.5？如果处理不好，城乡差距就会加大，对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带来压力。十五年以后，也就改革开放五十周年的时候，如果城乡差距还是1∶3，还是在1978年1∶2.53那么个基础上徘徊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了。因此，对这个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农民的收入问题要千方百计从四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各地要因地制宜，认真研判各地农民增收的途径和渠道。二是各地要通过改革，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三是通过改革，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四是要确实要特别重视特别人群，特殊地区，如湖北、江西、内地渔民的收入。

    主持人：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您认为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

    张红宇：我国的城镇化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30多年，如果以10年为一个单位的话，第一个10年我们靠的是乡镇企业，靠的是家庭承包，把我国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第二个10年靠的是外向型经济。低成本的工业化，农民到沿海地区只是出卖劳动力，人的问题，地方政府是不解决的。住房、教育资源、社会保障都不解决。所以我们工业化的成本非常低。如果加上社会保障的话，成本就高起来了。那么90年代，我们就是靠这个。第三个10年。也就是2008年之前的10年，我们靠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房地产。未来10年靠什么？必须走城镇化道路。这个城镇化是什么？第一，人要能够走得出（农村）；第二，权利要特别的明晰，要能够带得走。在我看来，城镇化在未来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将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