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发展情况，尽管这一展望主要集中在我们认为的最可能的增长模式上（基准模式），但我们也会对高增长模式进行阐述，以便详尽考察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对于全球的影响。

    在本文中，基准模式假设了GDP年均增长率在2010~2015年间将下降为7.2%，并在2016~2020年间降至6.3%。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将比2000年大四倍多。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IIASA的人口预测，人均GDP增长率通过总GDP增长率减去人口增长率算得。我们将2010~2020年间的年人均GDP增长率设在7~8%，将2020~2030年的值设在6~7%。在高增长模式中，我们假设中国将有能力持续推进经济改革、并且创造出比基准模式更好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因此假设GDP年平均增长率将比基准模式高10%。例如，如果基准模式的GDP增长率是8%，那么高增长模式的GDP增长率就是8.8%。

    本文的分析采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框架。我们主要通过几个关键指标（如自给率、进口、出口、净出口以及在中国和世界经济中的相对贸易份额）来考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国内农业和食品经济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准模式预测显示，除大米之外的所有土地密集型作物的自给率都会下降，但大多数农产品的下降程度不大。这一预测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中国的土地密集型作物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较小。在基准模式下，进口增长最显著的将是油籽。截至2020年，油籽的自给率将从2001年的70%降至45%。油籽进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国内对食用油、对饲料需求的增加导致。如果我们考察中国最近的大豆进口趋势，就会看到在中国废除大豆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举措、推动大豆自由贸易以来，大豆进口量持续上升——从1990年代末的几乎为零上升到2007年超过三千万公吨，因此这一预测应当比较符合现实。

    棉花和其他种植纤维的产量预计也将上升，这一上升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但是，国内棉花产量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因此，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发展会推动纤维类产品进口量的不断扩大。这两个行业也将继续为中国农村人口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另外为了满足饲料需求，中国的谷类进口还会持续上升。为了满足国内牲畜业不断扩张的需求，中国对粗粮（特别是玉米）的进口将持续上升。另外，中国还将出口劳动相对密集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鱼类和加工食品，其中加工食品的出口量最大。尽管中国会进口大量的园艺产品，但该类产品的出口总量还是会超过进口总量。

    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自由化会推动农业结构的转换。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将从不怎么具有比较优势的土地密集型部门转向具有更大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尽管随着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的深化，许多农产品的自给率会有所下降，但粮食（除饲料外）和食品整体自给率还将保持在高水平。

    我们模型的预测显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农业的总体情况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几乎必然带来农产品自给率的降低，但是这些变化并不会并基准模式下更为显著。也就是说，未来收入的额外增长对推动国内需求的效果有限。在该模式下，中国食品的收入弹性一直在下降，并将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继续下降。2010年后，几乎所有谷物的收入弹性将为负，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会减少人们对谷物的消费。我们的结果显示，与基准模式相比，高增长模式下几乎所有农业和食品产品的自给率只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在高增长模式下，中国将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和食品结构，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将得到更长足的发展。例如，土地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将下降，这类进口农产品所占份额将上升。由于收入弹性为正，在高增长模式下动物产品的出口份额将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加深，这种融入尤其体现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贸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如果全球经济可以更为自由化，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帮助那些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扩大生产，并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会影响世界的食品安全。在高增长模式下，中国会产生更多的贸易，使得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因此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