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在股份合作和质押贷款联袂演出下，一个巨大的杠杆有效撬动了巨量的农村资源。

    记者：已经有农民确确实实通过抵押贷款促进了生产。但外界非常关注，重庆农村的1000亿元融资从何而来？

    马正其：这是指农民、农户个人跟银行的融资。重庆农民有500万亩宅基地、3400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总计1亿亩。其中宅基地换成地票，可以算成20万元一亩，500万亩的宅基地理论上值1万亿元，哪怕只有10%的宅基地发生质押，就能有1000亿元。实际操作中，截至今年11月底，重庆已累计发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近99.5亿元，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三权”抵押贷款余额达到76.2亿元，大量闲置的农村资产被盘活，很多贫困农民因此增收致富。

    记者：在重庆“共富12条”里，有哪些专门解决农民融资难的举措？

    马正其：我们落实市委全会的具体措施，拿出30亿元组建一个农民“三权”融通质押贷款的担保公司。理论上30亿元就可以担保10倍，300亿元的贷款。如果前面说的1000亿元融资，差不多1/3由这个公司担保，还有其他的贷款也可以由银行向农民直接贷款，有1/3是国资委担保公司担保，有1/3是民间其他融通担保公司担保，有了这样的动作，农民融资难的问题便可以大大缓解。

    统揽全局一盘棋

    重庆农民大规模转户进城，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赋予转户农民“市民权”，让其真正享受城里人的待遇。所谓“市民权”，即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城镇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五方面待遇。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总体而言，附着在城镇户籍上的养老、医疗等各类保障和福利水平要高于农村。重庆市自2010年7月28日宣传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平均每天转户6329人，符合改革预期。

    记者：大规模的户籍改革，也是重庆的一大亮点。

    马正其：发达一点的地方，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来自非农产业，百分之二三十是农业收入。所以，我们就应该努力推动农民不要去务农，更多地去务工，或者从事服务业或者做别的事。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当农民生产的产品满足了90%的城市人口需要的时候，一个农民种的粮食能满足10个人需求的时候，这时候务农收入就会超过城里人打工或者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农民就再不是低收入的代表。

    2011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到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相对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2011年，重庆市拟定的微型企业发展目标为2.5万户，事实上，截至目前，新成立的微企已经超过5万户。按照计划，2012年将达到6万户。据了解，重庆市微企业主30%为返乡农民工，有了鼓励微企的政策，他们从打工者变身为老板的机会就更多。

    记者：我们发现，“共富12条”的投资领域看似有城有乡，其实都是在一盘棋局之下，条条都是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力。

    马正其：是这样的。比如“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有效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这些受扶持发展的微型企业，不可能仅仅是城里人创办的，必定有大量的农民参与其中，而且也是重要力量。比如“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大幅减少住房支出”，进城务工农民、转户农民也是直接受益的群体。可以说，“共富12条”环环相扣，互为促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记者：重庆近几年在破解“三农”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与创新，与2011年的“共富12条”，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马正其：可以说，“共富12条”是对前期探索与创新的肯定与巩固，更是扩大成果的政策动力。当然，这些将继续进行的探索与创新，无疑会充分放大“共富12条”的积极效应，让重庆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拥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