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少雅

    在太行深处的左权县，拐儿镇寺坪村的王彦芳每天早晨一走出院门，抬起眼来，目光就会被面前铜盾般的大山硬生生地挡回去。

    可王彦芳和丈夫石庆生的心却飞得很远，三女一男四个孩子，一个在太原做记者，一个在北京成家立业。院墙里，满眼金黄的苞米垛和正在泛青的核桃幼苗，是两个读大学的双胞胎女儿来年的学费。

    “先后供四个孩子读大学，那日子真难过，要不是小额信贷，我们哪能把核桃园的项目搞起来。”王彦芳说的小额信贷，是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即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和左权县扶贫办共同合作设立的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如今已经成立了十个年头。

    再难不能欠服务社的钱

    “想致富，没本钱。”2007年，眼瞅着四个孩子越来越多的上学费用，王彦芳再也坐不住了。她和丈夫商量把村里别人不要的核桃树买来种植，却苦于没有余钱。贷款，去哪里找抵押呢。借钱，村里人都知道他家四个学生娃，同情之余却不敢借钱给他们。

    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信贷员李瑞平到村里宣传小额信贷项目，王彦芳和本村的几个姐妹一起试着写了申请，互相担保，联合贷款，很快的，3000元贷款送到了她手里。

    2007年8月，王彦芳和石庆生买下了他人遗弃的、将近枯死的核桃树14株。

    2008年10月，精心培育的核桃树有了收成，他们还清了贷款，年终卖核桃还有了2600元的结余。

    2009年、2010年他们分两次累计贷款一万元，村集体分给的田地加上石庆生自己在石滩上硬开出的荒地，核桃园扩展到20亩，每年核桃、粮食和打工的总收入超过三万元。

    其间也有周转不开的时候，王彦芳总是东挪西凑按时每月还款：“人家把钱给咱送到手上，再难不能欠服务社的钱，我们指望着下次接着贷呢。”

    今年入冬，石庆生又从服务社贷了一万元钱，准备买几头老母猪，养猪的同时还能解决核桃园的农家肥，“核桃园的几百棵核桃都要挂果了，现在不都讲究有机蔬菜嘛，我们也种有机核桃！”

    让低收入人群在自尊中摆脱困境

    相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繁琐的贷款手续和严格的抵押担保，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贷款程序简单得多。无需任何抵押，只要五户农民结组贷款，相互担保，服务社的信贷员就可以把贷款送上农户家门。

    “手头宽裕了，再也不用求人了。”是拐儿镇西五指村刘换芳见到记者时最自豪的一句话。个子不高的刘换芳是村子里远近闻名的能干人。五年前，为了摆脱生活困境，她从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贷款2000元，连同自己3000元的积蓄买了一只怀崽母猪，在离村三公里远的山脚下盖起了三间猪舍。一个月后，母猪生产小猪15个，存活12个，卖掉6头小猪还清了贷款，刘换芳把剩下的小猪三个做培养母猪，三个做膘猪喂养。

    如今，刘换芳的猪舍已经发展到了8间，猪存栏24头，赶上年景好，一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不肯让自己有半点松懈的她又从服务社贷款1万元，在猪舍对面包下了100亩河滩地，种植了6000株杨树，两个项目同时发展。

    “养猪最怕猪生病，死一个赔1000多块；怕母猪产仔，整夜整夜不敢睡觉。可这些苦我都不怕，最怕的还是没钱，那才是愁死人。多亏了小额信贷资金的支持，没有它，我的项目就不可能开始。”寒风肆意的山间，刘换芳守着自己的猪舍，一脸希望。

    小额信贷模式的创始人尤努斯曾经说过：“穷人是最讲信用的。”在太行深处的左权县，记者看到，勤劳肯干的乡亲们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而胼手砥足，看到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给逐梦而行的人们一个撬起生活的基点，也看到这种模式面临的巨大前景和挑战。

    中和农信品牌管理顾问王静艳告诉记者：“很多人认为扶贫就是无偿捐赠，相比于外资企业，我们较少获得国内企业的捐助和合作。小额信贷首先是要给自主创业的人一块脱离贫困的垫脚石，同时还要通过少量的利息让我们自己活下来，才能可持续地成就更多的梦想。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我们农信人由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