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林说：“到了农村以后才发现哪些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哪些是还有差距的，有些技术很好，但是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比如3亩地怎么种、5亩地怎么种，这和100亩地的种法是不一样的，技术、机械的配套也是不一样的，再精确的实验也模拟不出一家一户的具体情况。到了地里你就必须想农民的事，从一家一户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科研完全换了一个角度。”

    科研评价“指挥棒”不断“攀高”，科研人员该何去何从

    “现在只有两类科研人员愿意下基层。”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把荣誉看淡了，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另一种就是年轻学生，有理想有热忱。”

    李晓林无疑属于第一种。引导一个人做一件事可以靠精神鼓励，但引导一群人做事就要靠制度了。而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下，科研人员确实没有下基层的动力。

    “现在的评价趋势是不断攀高，攀论文，攀SCI。这样一来，大家都钻进实验室，盯着高精尖，没有人愿意组装研究成果，即组装成农民可以直接用的技术。”南京农业大学盖钧镒院士指出农业科研怪现象，“在农业领域，从事遗传育种研究的人最多，但大多数都不会育种，甚至都没有到过田间，就像外科医生靠SCI论文晋级，却不会开刀一样。”

    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副所长梁建告诉记者，很多单位对科研人员的评价采取“绩点制”，工资、晋升等都与之挂钩，其中，争取科研经费的多少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重，其他考核指标还有主持课题、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等，而对“社会服务”没有考核，也很难有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

    而大多数科研人员对SCI是又爱又恨，“SCI是个好经，但在中国念歪了”，因为SCI目前已成为衡量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尺度。

    张福锁认为，SCI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作为应用型学科，到一线做科研是必须的，农业科研应该来自于生产而非实验室，要在生产第一线发现前沿问题，通过创新研究来创造新的知识，创新技术，去解决生产问题，这才是最高水平的研究。

    “应从国家层面改变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扭转‘职称型科研’倾向。”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建议，大学的三大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但是，目前的评价体系主要集中在前两项上，而对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重视不够。希望能从国家的高度，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考评机制，引导更多科研人员服务产业发展，这将更具有现实意义。

    图为中国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李晓林教授（左三）在田间为农民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