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年终总结却无从下笔●到了农村才发现,科研完全换了另一个角度●大家都盯着高精尖,谁来组装让农民直接用的技术
□□本报记者曹茸
是埋首论文,还是服务产业?这一问题让许多农业科研人员倍感纠结。一边是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求,另一边却是与SCI论文、课题、项目等紧密挂钩的绩效、职称和晋升。日前,记者采访了部分农业科研人员,他们道出了农业科研之惑。
“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但没觉得自己对国家有什么突出贡献;帮助农民增产10%,发现自己还有点用”
李晓林,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二级教授,1985年以来一直从事植物菌根的基础性研究,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国务院政府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优秀教师等,发表SCI论文70余篇,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我从事基础性研究20多年,但除了对理论有贡献外,对中国农业实际的贡献很有限。”李晓林说,“这几年,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但实际用到农民地里的并不多,感觉很可惜。科研应该服务于农业生产,不能‘纸上谈兵’。”
2009年5月,为配合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李晓林所在的学院派出三支队伍到河北、吉林等地进行肥效示范,李晓林负责河北曲周万亩小麦玉米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当时的想法是看看自己的成果能不能在农民的地里发挥作用。”李晓林说。就为了这个朴素的想法,李晓林第一个住到村里,去年一住就是280多天,开着自家车两年不到跑了近9万公里。李晓林的举动带动了很多年轻教师和学生,目前,曲周基地常年有十几名教师和学生在那搞科研。
“快乐多了,充实多了。虽然1998年我就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但从来没觉得自己对国家有什么突出贡献,到了农村,帮助农民增产10%,增加了几百元收入,才感到自己为农民做了一点事,有了一点贡献,我还有用。”李晓林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李晓林说这种“满足感、愉悦感”来自于“被认可、被需要”:“我看到,年轻教师一开始三天两头往回跑,到后来让回来都不回来,他们也是在基层找到了事业的舞台,体会到人生价值。”
青年教师芮玉奎在吉林榆树驻扎了近两年,去年组织农民开展玉米高产竞赛,实现增产20%以上。“以前忙着写论文,不知道科研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很迷茫。现在看自己还能发挥一些作用,被农民需要、被基层需要,心里感觉踏实了,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作为年轻的科研人员,芮玉奎也坦言有发论文等压力,但他认为:“短期看对评职称、发论文会有影响,但对农业生产研究得深入了能写出更高水平的文章。”
下基层一年,回来后发现年终总结没法写
在农村收获颇丰的李晓林回来后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我下基层一年回来后发现连年终总结都没法写,现在的研究机构都以论文多少作为重要的考核依据,年终总结设定好的内容只有获奖、论文、课题等,下基层只能归于‘其他工作’。”
既然下基层不是“分内工作”,那如何引导科研人员尤其是中青年科研人员下基层呢?李晓林觉得,一方面要增强科研人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一定要改变评价体系,这些工作如果不能纳入考核,甚至可能会影响职称的评定、项目的完成,谁还有积极性呢?
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评价科研人员?这引发了李晓林的深思,他认为,科学研究分三个层次,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产业有关的应用技术研究,农业科研大多属于此类。“而检验这类科研成果的不应仅仅是发论文、获专利,更重要的是看能否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
而不少科研人员也给记者描述了另一番科研模式:通常是先查文献,然后跑项目、写申请书,没仔细考虑过农民是否需要。搞科研只是想着如何交差,所以一门心思想着发论文、出专利,也知道那些东西对生产可能没用,但能带来职称、项目,至于农民需不需要就不是我的事了。因此,本该下地的研究也不下地了,只在实验室里模拟。
李晓林说:“到了农村以后才发现哪些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哪些是还有差距的,有些技术很好,但是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比如3亩地怎么种、5亩地怎么种,这和100亩地的种法是不一样的,技术、机械的配套也是不一样的,再精确的实验也模拟不出一家一户的具体情况。到了地里你就必须想农民的事,从一家一户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科研完全换了一个角度。”
科研评价“指挥棒”不断“攀高”,科研人员该何去何从
“现在只有两类科研人员愿意下基层。”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把荣誉看淡了,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另一种就是年轻学生,有理想有热忱。”
李晓林无疑属于第一种。引导一个人做一件事可以靠精神鼓励,但引导一群人做事就要靠制度了。而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下,科研人员确实没有下基层的动力。
“现在的评价趋势是不断攀高,攀论文,攀SCI。这样一来,大家都钻进实验室,盯着高精尖,没有人愿意组装研究成果,即组装成农民可以直接用的技术。”南京农业大学盖钧镒院士指出农业科研怪现象,“在农业领域,从事遗传育种研究的人最多,但大多数都不会育种,甚至都没有到过田间,就像外科医生靠SCI论文晋级,却不会开刀一样。”
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副所长梁建告诉记者,很多单位对科研人员的评价采取“绩点制”,工资、晋升等都与之挂钩,其中,争取科研经费的多少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重,其他考核指标还有主持课题、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等,而对“社会服务”没有考核,也很难有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
而大多数科研人员对SCI是又爱又恨,“SCI是个好经,但在中国念歪了”,因为SCI目前已成为衡量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尺度。
张福锁认为,SCI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作为应用型学科,到一线做科研是必须的,农业科研应该来自于生产而非实验室,要在生产第一线发现前沿问题,通过创新研究来创造新的知识,创新技术,去解决生产问题,这才是最高水平的研究。
“应从国家层面改变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扭转‘职称型科研’倾向。”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建议,大学的三大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但是,目前的评价体系主要集中在前两项上,而对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重视不够。希望能从国家的高度,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考评机制,引导更多科研人员服务产业发展,这将更具有现实意义。
图为中国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李晓林教授(左三)在田间为农民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