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年终总结却无从下笔●到了农村才发现，科研完全换了另一个角度●大家都盯着高精尖，谁来组装让农民直接用的技术

    □□本报记者曹茸

    是埋首论文，还是服务产业？这一问题让许多农业科研人员倍感纠结。一边是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求，另一边却是与SCI论文、课题、项目等紧密挂钩的绩效、职称和晋升。日前，记者采访了部分农业科研人员，他们道出了农业科研之惑。

    “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但没觉得自己对国家有什么突出贡献；帮助农民增产10%，发现自己还有点用”

    李晓林，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二级教授，1985年以来一直从事植物菌根的基础性研究，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国务院政府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优秀教师等，发表SCI论文70余篇，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我从事基础性研究20多年，但除了对理论有贡献外，对中国农业实际的贡献很有限。”李晓林说，“这几年，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但实际用到农民地里的并不多，感觉很可惜。科研应该服务于农业生产，不能‘纸上谈兵’。”

    2009年5月，为配合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李晓林所在的学院派出三支队伍到河北、吉林等地进行肥效示范，李晓林负责河北曲周万亩小麦玉米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当时的想法是看看自己的成果能不能在农民的地里发挥作用。”李晓林说。就为了这个朴素的想法，李晓林第一个住到村里，去年一住就是280多天，开着自家车两年不到跑了近9万公里。李晓林的举动带动了很多年轻教师和学生，目前，曲周基地常年有十几名教师和学生在那搞科研。

    “快乐多了，充实多了。虽然1998年我就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但从来没觉得自己对国家有什么突出贡献，到了农村，帮助农民增产10%，增加了几百元收入，才感到自己为农民做了一点事，有了一点贡献，我还有用。”李晓林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李晓林说这种“满足感、愉悦感”来自于“被认可、被需要”：“我看到，年轻教师一开始三天两头往回跑，到后来让回来都不回来，他们也是在基层找到了事业的舞台，体会到人生价值。”

    青年教师芮玉奎在吉林榆树驻扎了近两年，去年组织农民开展玉米高产竞赛，实现增产20%以上。“以前忙着写论文，不知道科研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很迷茫。现在看自己还能发挥一些作用，被农民需要、被基层需要，心里感觉踏实了，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作为年轻的科研人员，芮玉奎也坦言有发论文等压力，但他认为：“短期看对评职称、发论文会有影响，但对农业生产研究得深入了能写出更高水平的文章。”

    下基层一年，回来后发现年终总结没法写

    在农村收获颇丰的李晓林回来后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我下基层一年回来后发现连年终总结都没法写，现在的研究机构都以论文多少作为重要的考核依据，年终总结设定好的内容只有获奖、论文、课题等，下基层只能归于‘其他工作’。”

    既然下基层不是“分内工作”，那如何引导科研人员尤其是中青年科研人员下基层呢？李晓林觉得，一方面要增强科研人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一定要改变评价体系，这些工作如果不能纳入考核，甚至可能会影响职称的评定、项目的完成，谁还有积极性呢？

    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评价科研人员？这引发了李晓林的深思，他认为，科学研究分三个层次，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产业有关的应用技术研究，农业科研大多属于此类。“而检验这类科研成果的不应仅仅是发论文、获专利，更重要的是看能否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

    而不少科研人员也给记者描述了另一番科研模式：通常是先查文献，然后跑项目、写申请书，没仔细考虑过农民是否需要。搞科研只是想着如何交差，所以一门心思想着发论文、出专利，也知道那些东西对生产可能没用，但能带来职称、项目，至于农民需不需要就不是我的事了。因此，本该下地的研究也不下地了，只在实验室里模拟。

    李晓林说：“到了农村以后才发现哪些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哪些是还有差距的，有些技术很好，但是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比如3亩地怎么种、5亩地怎么种，这和100亩地的种法是不一样的，技术、机械的配套也是不一样的，再精确的实验也模拟不出一家一户的具体情况。到了地里你就必须想农民的事，从一家一户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科研完全换了一个角度。”

    科研评价“指挥棒”不断“攀高”，科研人员该何去何从

    “现在只有两类科研人员愿意下基层。”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把荣誉看淡了，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另一种就是年轻学生，有理想有热忱。”

    李晓林无疑属于第一种。引导一个人做一件事可以靠精神鼓励，但引导一群人做事就要靠制度了。而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下，科研人员确实没有下基层的动力。

    “现在的评价趋势是不断攀高，攀论文，攀SCI。这样一来，大家都钻进实验室，盯着高精尖，没有人愿意组装研究成果，即组装成农民可以直接用的技术。”南京农业大学盖钧镒院士指出农业科研怪现象，“在农业领域，从事遗传育种研究的人最多，但大多数都不会育种，甚至都没有到过田间，就像外科医生靠SCI论文晋级，却不会开刀一样。”

    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副所长梁建告诉记者，很多单位对科研人员的评价采取“绩点制”，工资、晋升等都与之挂钩，其中，争取科研经费的多少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重，其他考核指标还有主持课题、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等，而对“社会服务”没有考核，也很难有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

    而大多数科研人员对SCI是又爱又恨，“SCI是个好经，但在中国念歪了”，因为SCI目前已成为衡量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尺度。

    张福锁认为，SCI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作为应用型学科，到一线做科研是必须的，农业科研应该来自于生产而非实验室，要在生产第一线发现前沿问题，通过创新研究来创造新的知识，创新技术，去解决生产问题，这才是最高水平的研究。

    “应从国家层面改变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扭转‘职称型科研’倾向。”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建议，大学的三大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但是，目前的评价体系主要集中在前两项上，而对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重视不够。希望能从国家的高度，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考评机制，引导更多科研人员服务产业发展，这将更具有现实意义。

    图为中国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李晓林教授（左三）在田间为农民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