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仁

    笔者与共和国同龄，1968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当了农民，经历了农业学大寨、农村联产承包、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从事农业、农村工作历时四十三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心中装着农民。

    新的“三农”思想体系和政策框架日趋成熟

    2005年3月7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笔者作为人大代表在江苏代表团讨论时坦言了自己的感受：党中央新一届领导形成了新的“三农”思想体系和政策框架，初步解决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等问题。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次质的飞跃。那次会议，温总理参加了讨论，总理听了发言后，动情地说了三句话：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全国的和谐社会。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周年之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三农”的工作者，我觉得党中央新的“三农”思想体系和政策框架日趋成熟和深入人心：明确“三农”在国民经济中重中之重的位置，提出“两个趋向”的基础理论，确立“城乡统筹”的基本方略，强化“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方针，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崇高目标，制定“三化同步”的长远战略。

    “三农”工作的重大推动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城乡统筹，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说的一句新话，更是广大农民的一句心里话，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是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根本性政策。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此后连续出台了含金量高、指导性强、深受基层和农民欢迎的1号文件。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重大机遇期的到来，标志着“三农”工作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推动下，中央首先针对农业税，采取先减后免的政策，温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报告中庄严宣告：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缴税的历史。这对世世代代种田纳税的“规矩”而言，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终结；对迈步在小康进程中的广大农民而言，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可谓“千年等一回”！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10年，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同步”）的重大战略要求和历史任务。

    新的思想体系和政策框架对“三农”工作带来的最大影响和推动，依据笔者长期从事“三农”工作的亲身体会和深切感受，我的判断是广大农民群众情绪在发生根本改变。农民的情绪与民生直接相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信号。近几年，笔者与很多同志的感触一样，感觉农民的情绪普遍较好，农民对党和政府政策的认可和肯定充分体现。情绪好，意味着农民心平气顺；情绪好，意味着“三农”工作的重大转机；情绪好，更需要我们穿透民生问题的表象，进一步领略改革发展的整体思路。

    农民的明天更美好

    中央新的“三农”思想体系和政策框架，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同时也使广大“三农”工作者，感到思想更明，思路更清，劲头更足。

    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党和政府一直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困难群体，因为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农民。一个舰队决定它的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