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洁王东生/文本报记者张建堂/图

    刘集后村是鲁北一个普通的村庄，满眼都是砖瓦房，村民朴实而勤劳；但它又是一个特殊的村庄，我国北方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刘集支部就建在这里。刘集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一本改写无数中国人和他们子孙后代命运的书——第一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时光荏苒，从近90年前的战争岁月到90年后的新村发展，这本《共产党宣言》似乎注定要在刘集后村的历史中上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就让我们随着它，展开刘集后村90年的沧桑巨变图。

    “‘大胡子’说得有理，照他说的做，准没错！跟着‘大胡子’不受气，有饭吃！”

    “大胡子”指引“泥腿子”革命

    在位于广饶县的东营市历史博物馆，第一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静静地躺在那里，将人们的思绪一次次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本《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的主体部分是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它是我国唯一一本由农村党组织传播、使用和保存的《共产党宣言》。

    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本书时，最关注的也许不再是马克思像，而是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的繁体书名。书名是一本书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尤其是这样的历史性译作的第一次印刷版本，书名怎么会出错？错了为何没有改？……或者，只有当年的白色恐怖氛围和恶劣的出版环境能够回答这些疑问。一个月后，该书再版时书名被更正。但是，第一版的“共党产宣言”已注定成为点燃中国革命的第一颗火种。

    也许有人要问：在那个特殊年代，印数仅1000册的《共产党宣言》是如何被带到这个偏僻乡村？而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怎么能看懂《共产党宣言》，并在其引导下开展斗争呢？中共刘集支部第一任书记刘良才烈士的孙子、69岁的刘奎湘老人为我们讲述了这些故事。

    1925年早春的一天，夜幕掩映下的刘集村（后来被划分为刘集前和刘集后两个行政村）。几个身影先后闪进了刘良才家。屋里，刘良才点亮油灯，移开一口大木柜，露出一个比人略矮的门洞，刚进屋的六七个农民穿过这个门洞进入另一间小屋。在土墙上挂起一面鲜红的党旗后，刘良才郑重地举起手带领大家宣誓……我国农村唯一一个从建立开始从未中断组织领导的基层党组织——中共刘集支部成立了。随后，他们很快办起了农民夜校，“教室”就在刘良才家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批批农民在这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宣言》是在刘集支部成立后才传到我们村。”刘奎湘说。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后的王尽美、邓恩铭将第一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带到山东，后几经辗转，其中一本到了在济南女子学校任教的刘集村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刘雨辉手中。1926年春节，刘雨辉回家探亲时，把这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带回刘集，交给刘良才，成为了当时农民夜校的主要革命理论教材。

    “我爷爷是农民出身，只读过两三年私塾。但是，他勤学好问，思路开阔，加上他对农村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有很深的体会，所以能很快理解《共产党宣言》里的理论。”刘奎湘说。

    “一个大胡子洋人。”在农民夜校的课堂上，一位农民脱口而出。他们没见过外国人，对这本“教材”上的红色水印像充满新鲜感。刘良才指着书上的“大胡子”，用朴实的语言把《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讲给大家听：如果世道不变，咱穷人就改变不了贫困的命运；穷人要解放，就要跟着共产党奔共产主义……刘集村的“泥腿子”们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全新的词汇，明白了为什么要革命。大伙儿说：“‘大胡子’说得有理，照他说的做，准没错！跟着‘大胡子’不受气，有饭吃！”

    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从刘集燃遍广饶。“觅汉（即长工）增资”、“短工增资”、“吃坡”、“砸木行”……一系列斗争不断展开。正是在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的引领下，刘集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莫斯科”，成为了整个鲁北革命活动的中心。

    “爷爷本来逃出去了，可看到身后的冲天火光，担心藏在雀眼里的书被烧毁，又跑回村子，在一片火海中抢出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