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洁王东生/文本报记者张建堂/图
刘集后村是鲁北一个普通的村庄，满眼都是砖瓦房，村民朴实而勤劳；但它又是一个特殊的村庄，我国北方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刘集支部就建在这里。刘集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一本改写无数中国人和他们子孙后代命运的书——第一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时光荏苒，从近90年前的战争岁月到90年后的新村发展，这本《共产党宣言》似乎注定要在刘集后村的历史中上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就让我们随着它，展开刘集后村90年的沧桑巨变图。
“‘大胡子’说得有理，照他说的做，准没错！跟着‘大胡子’不受气，有饭吃！”
“大胡子”指引“泥腿子”革命
在位于广饶县的东营市历史博物馆，第一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静静地躺在那里，将人们的思绪一次次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本《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的主体部分是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它是我国唯一一本由农村党组织传播、使用和保存的《共产党宣言》。
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本书时，最关注的也许不再是马克思像，而是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的繁体书名。书名是一本书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尤其是这样的历史性译作的第一次印刷版本，书名怎么会出错？错了为何没有改？……或者，只有当年的白色恐怖氛围和恶劣的出版环境能够回答这些疑问。一个月后，该书再版时书名被更正。但是，第一版的“共党产宣言”已注定成为点燃中国革命的第一颗火种。
也许有人要问：在那个特殊年代，印数仅1000册的《共产党宣言》是如何被带到这个偏僻乡村？而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怎么能看懂《共产党宣言》，并在其引导下开展斗争呢？中共刘集支部第一任书记刘良才烈士的孙子、69岁的刘奎湘老人为我们讲述了这些故事。
1925年早春的一天，夜幕掩映下的刘集村（后来被划分为刘集前和刘集后两个行政村）。几个身影先后闪进了刘良才家。屋里，刘良才点亮油灯，移开一口大木柜，露出一个比人略矮的门洞，刚进屋的六七个农民穿过这个门洞进入另一间小屋。在土墙上挂起一面鲜红的党旗后，刘良才郑重地举起手带领大家宣誓……我国农村唯一一个从建立开始从未中断组织领导的基层党组织——中共刘集支部成立了。随后，他们很快办起了农民夜校，“教室”就在刘良才家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批批农民在这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宣言》是在刘集支部成立后才传到我们村。”刘奎湘说。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后的王尽美、邓恩铭将第一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带到山东，后几经辗转，其中一本到了在济南女子学校任教的刘集村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刘雨辉手中。1926年春节，刘雨辉回家探亲时，把这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带回刘集，交给刘良才，成为了当时农民夜校的主要革命理论教材。
“我爷爷是农民出身，只读过两三年私塾。但是，他勤学好问，思路开阔，加上他对农村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有很深的体会，所以能很快理解《共产党宣言》里的理论。”刘奎湘说。
“一个大胡子洋人。”在农民夜校的课堂上，一位农民脱口而出。他们没见过外国人，对这本“教材”上的红色水印像充满新鲜感。刘良才指着书上的“大胡子”，用朴实的语言把《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讲给大家听：如果世道不变，咱穷人就改变不了贫困的命运；穷人要解放，就要跟着共产党奔共产主义……刘集村的“泥腿子”们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全新的词汇，明白了为什么要革命。大伙儿说：“‘大胡子’说得有理，照他说的做，准没错！跟着‘大胡子’不受气，有饭吃！”
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从刘集燃遍广饶。“觅汉（即长工）增资”、“短工增资”、“吃坡”、“砸木行”……一系列斗争不断展开。正是在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的引领下，刘集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莫斯科”，成为了整个鲁北革命活动的中心。
“爷爷本来逃出去了，可看到身后的冲天火光，担心藏在雀眼里的书被烧毁，又跑回村子，在一片火海中抢出了这本书。”
用生命捍卫的“第一禁书”
曾担任刘集后村村支书14年的刘洪叶，至今仍清晰地记得36年前的那一幕——“这本书一定要好好保存，它比我的命还宝贵！”82岁的爷爷刘世厚用颤巍巍的双手打开那个平时谁也不能碰的紫檀色小木箱，从层层包裹的方布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本有些泛黄的书，对县里前来征集文物的同志反复叮嘱。
那是1975年，那一年，刘洪叶18岁。他从小和爷爷住在一起，深知这本书在爷爷心里的分量。每到节假日，爷爷都会一大早就换上干净衣服，虔诚地拿出这本书，轻轻地翻阅着、抚摸着、沉思着……那时候，他还不明白，爷爷怎么会把这个“宝贝”捐出去。
刘世厚捐献的这本书，正是1926年刘雨辉带到刘集的那本《共产党宣言》。谁也没想到，这个出了名的老实人，竟然一直冒着杀头灭门的危险保存着这本当年的“第一禁书”。
1930年11月，为对付敌人的大搜捕，已任中共广饶县委书记的刘良才和支部成员一起销毁了大批文件。但对于那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他毅然决定秘密收藏。1931年，刘良才调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前，把这本书交由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1932年“博兴暴动”失败后，刘考文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郑重地把《共产党宣言》托付给了忠厚老实、入党较为秘密的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果然不幸被捕，刘良才也在白浪河畔壮烈牺牲，而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在大家的拼死保护下安然脱险。
“爷爷知道这本书的重要性，他用油毡纸精心把它包裹好，再装进竹筒里，有时用泥坯封在屋山墙的雀眼里，有时藏在床铺底下，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刘洪叶说，“尤其是1941年1月18日‘刘集惨案’那天，日本人突然围了村子，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爷爷本来逃出去了，可看到身后的冲天火光，担心藏在雀眼里的书被烧毁，又跑回村子，在一片火海中抢出了这本书。”
解放战争时期，刘集一带虽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还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仍旧不得不想方设法，到处隐藏这本国民党政府严令“围剿”的书。直到全国解放，他才敢把这本书拿出来。1975年，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到刘集后村征集革命文物，刘世厚把保存了40多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献给了国家。
“捐献时，爷爷只是自己把它当宝贝，并不清楚这本书的价值。听县里的人说可以教育后人，爷爷对我说，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多舍不得，咱都要去做。”刘洪叶的眼睛湿润了，“爷爷1979年过世，他在世时我家人多粮少，但生活再困难，他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一句。后来年纪大了村集体不让他干活，他宁可自己出去打零工。”
专家认为，刘集后村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我国《共产党宣言》最早的版本，更重要的是它的传播和发挥的作用。它不是一本被束之高阁或在某个角落尘封几十年的书，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在农村指导革命实践并保存下来的一本书，它启蒙人们思想，引导人们斗争，历经战火洗礼，饱浸烈士鲜血。也正因为这样，在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中，刘集人才会用生命守护它，守护这洞穿黑暗的真理之火。
在刘集支部旧址门前不远处，矗立着刘世厚老人的石像。凝视着老人坚定的目光，你会感到，他守护半生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一本书，更是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填不饱肚子的记忆，成为刘集人积蓄在心底的一种动力，在适当的时刻，它会爆发出来，成为一股难以抵挡的蓬勃向上力量。
从“吃不饱”到“小车满街跑”
1949年10月1日，一个实现“大胡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翻身做主人预言的日子，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挺直腰板、扬眉吐气的日子。刘集人也
一样，终于摆脱了长期盘踞在心头的战争阴霾，欢欣鼓舞着。“有了地，有了粮，做了自己的主人，老百姓打心眼儿里高兴，放鞭炮、扭秧歌，人人脸上都乐开了花。”刘奎湘说。尽管当时的刘集整体还很落后，人们也依然吃不太饱，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无疑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不断取得进展。
可好景不长，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刘集的形势变了样。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老百姓吃粮还是要靠救济。“那时村里有6个生产队，但大家出工不出力，效率非常低，老百姓照样吃不饱。”刘洪叶说。
填不饱肚子的记忆，成为刘集人积蓄在心底的一种动力，在适当的时刻，它会爆发出来，成为一股难以抵挡的蓬勃向上力量，带领他们冲破桎梏，彻底摆脱这种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就是“适当的时刻”，改革开放大潮蓬勃而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刘集人“吃不饱”的历史，也从这时候开始被改写。1980年，刘集后村每人分到了150斤小麦、400多斤玉米，还有些地瓜，他们第一次觉得有饱饭吃了。
此后，刘集后村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两次大跨越。“一是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计酬制，小麦亩产量比生产队时的200~300斤翻了一番，达到500斤左右；二是1984年土地基本承包到个人，肥料、种子等投入增加，加上抽水机、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帮忙，小麦亩产量比联产计酬时期又翻了将近一番，达到800~900斤，这一年，一个生产队的小麦产量比1981年全村的总产量都高！”说到这里，刘洪叶的眼睛里满是兴奋。
但吃饱了不等于富裕了。刘集后村村民整体经济条件好转是在1993年，这归功于蔬菜大棚的种植。刘洪叶说：“1985年，我村开始有人搞蔬菜大棚种植。但真正大规模种植是在1992年，此后几年，村里378户农户中一多半家里有大棚，农民收入稳步提高。我家算中等偏上水平，人均收入从以前的不足2000元增加到1995年的4000多元。”
1995年到2000年，刘集后村成为附近有名的蔬菜生产专业村，为全镇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与此同时，农民收入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户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
2000年后，随着村子周边企业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到企业打工，务工收入成为刘集后村村民的主要收入。“大部分务工人员的月工资可达2000~3000元，2010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近1万元。”刘集后村党支部书记刘东林说，“有了钱，村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手机、电脑、照相机、摄像机等陆续走入农家。一些人还买了小轿车，不仅方便上下班，还带热了周边景区的自驾游。”
“支部红不红，关键看得不得民心。我们刘集支部，没话说！”
骨子里传承的“为人民服务”精神
2009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刘集后村考察，在村民刘庆余家里留下了“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让刘集这面旗帜高高飘扬、永远飘扬”的殷切嘱托，让已有近90年历史的刘集党支部迸发出更强劲的活力。而如何让革命传统世代传承，让红色旗帜高高飘扬，早已成为根植于刘集人心中的一份责任。
今天，一走进刘集后村，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布局规整的村干道，邻街房屋墙体被统一刷成黄色，上面描绘着鲜红的党徽和标语；再往里走，你会看到陈列在街道旁的革命故事群雕、生动反映刘集支部早年斗争的墙画，还有一股淳朴民风扑面而来……
你可以说刘集后村的红色氛围有“人为制造”的痕迹，但却不能否认，这个支部从骨子里一代代传承着“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做实事”的精神。
就拿村庄整体规划改造来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刘集后村基本都是东一座西一座的土房，路都是泥巴路不说，还七弯八拐，严重制约了村庄发展。房子是老百姓的脸面，村民们挣点钱就往房子上投，拆了建、建了拆，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了避免这种状况，1986年，刘集后村党支部开始进行村庄整体规划：20米宽的主街，每户房屋地块大小统一为长21米，宽16米，且要求建筑高度要统一，房屋结构可自主设计。
道路是村庄规划的关键。村党支部研究认为，要搭起村庄改造的框架就要先修路。可问题来了，道路规划线上，要拆谁家房子谁心疼。有的村民刚建起新房，更不舍得拆。
“我们先拆！”村里的党员迎难而上，二话不说先拆了自家的房子。
“你们先选！”根据规划实施细则，道路规划线上的农户有权优先选择新房址，刘端文等几名党员的房子刚好在道路规划线上，但他们毅然把优先选址权让给了普通村民。
在全村党员的带动下，改造工程得以顺利开展。村支部还组织党员施工队，为村民免费施工建设。到1993年，承诺“规划不完成不搬家的”时任村支书刘洪叶最后一批搬进了新房，刘集后村村庄改造仅用8年就基本完成。
“支部红不红，关键看得不得民心。我们刘集支部，没话说！”村里多年的支部旧址义务讲解员刘百平老人说。
“这样的好日子活不够啊！真想再年轻点，别人干活我看着都眼馋，我也想干点啥呢！”
刘集后驶入发展快车道
韩桥庙会。贩夫走卒，长袍短衫，熙熙攘攘。刘良才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打倒土豪劣绅……
白浪河边。刘良才英勇就义。是夜，电闪雷鸣，江河滔滔……
刘集惨案。日寇、刺刀、鲜血、硝烟，刘世厚火中抢救《共产党宣言》。满腔悲愤胸中起，任由雪花落衣衫……
如果不是豪迈的《国际歌》唱响，室内灯光大亮，你很难从这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回到现实中来。这里是刘集社区的4D影院，刚刚播放的是真人实景拍摄的4D电影《红色刘集》。
按照高起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向，在刘集，以《共产党宣言》为核心的红色文化正不断被以更新的形式保存和发扬，与村庄的未来交相辉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之兴起的，是刘集后村的红色旅游产业。“2010年，我村成立广饶红色刘集旅游开发责任有限公司，并注册了‘红色刘集’商标，以后我们的相关产品都要打这个品牌。”刘集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燕飞说。
与红色旅游产业相对应，刘集后村还在着力发展“绿色产业”——即以花卉和甲鱼养殖为主的高效生态农业产业。目前已依托两家企业——东方花卉公司和黄河口甲鱼繁殖有限公司建设了300亩花卉基地和80亩甲鱼基地。
“下一步，在红色产业方面，通过市场化模式，我们将投资4亿元建设宣言大厦、宣言广场等，现在相关征地和规划工作都已完成；在绿色产业方面，将协助两个入驻企业继续扩大基地。”燕飞说。
离开刘集后村时，正遇上89岁的刘怀钦老人悠闲地坐在门口晒太阳。这位老人几乎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经历了建党以来刘集后村的风风雨雨。
如今，老人除了腿脚有些不方便，身体很健康：“这样的好日子活不够啊！真想再年轻点，别人干活我看着都眼馋，我也想干点啥呢！”没想到，近90岁的高龄，还保持着如此心境。
刘集后村，这个刚驶入发展快车道的鲁北村庄，生机勃勃，宏图待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