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十多年法院工作经验的谢勇说：“在基层有很多年轻法官，他们的法律素质很不错，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技巧需要培养。光靠双方提供的证据判断事实，在农村是不够的，达不到定纷止争的效果。所以要给自身诉讼能力不足的农民以特殊保护。”

　　“云南省对基层司法力量进行了调整，加大到田间地头巡回审判力度，目的也是为了方便农民依法保护权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高院院长许前飞说。

　　“适当运用善良风俗来断案，不仅可以更好地弥补法律的不足，而且更加符合农民的心中正义。”来自基层司法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陈燕萍说。

　　“法律生命在于执行。法律执行要靠人，建立一个好的司法和执法队伍至关重要。依法行政在整个依法治国中占特殊的地位。”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倪慧芳说。

　　传统规则意识要与法治文明相契合

　　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似乎是社会

　　舆论的普遍论调。但谢勇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农民法律意识淡，在领导层、知识界、舆论界都有这种惯性的认识。但我认为，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我们中国农民的规则意识还是很强的。问题出在对规则的理解和规则本身是不是反映了农村实际的问题。”

　　“但我并不回避另一话题，需要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农民虽然有规则意识，但一些是传统的规则，怎么跟现代法治规则相契合，这需要教育。”谢勇说。

　　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高低，反映着当代中国整体法律意识水平的程度。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密山市黑台镇塔头村党支部书记林秀芳说，目前，村里的普法教育虽然有一些要求，但还不够。农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应该掌握一些维权技巧和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

　　民以吏为师。“表率作用很重要。”谢勇认为，农村执法首先乡干部、村干部要做表率，这是改善农村执法环境的关键环节。干部依法办事了，农民会跟着来，基层执法者也才能更有权威，法律也更有权威。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也认为，法律体系建成后，更重要的是政府带头遵守法律、崇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