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少仙认为，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聚集到城镇，而是通过产业带动，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基本实现满负荷工作，有活干、有钱挣。同时，城郊农民可以通过出租房屋等方式增加资产性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科院副院长王海波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其本身是宏观的，但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是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融合，城镇的功能向农村延伸，让公共服务均衡覆盖城乡。

    全国人大代表、武义更香茶叶合作社理事长俞学文建议，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留守种粮农民文化素质低、老龄化等现状，应着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重点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认为，农业现代化需要土地集约经营，大规模采用机械化，这需要将部分农民从土地、农村剥离出去。在此过程中，不能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各地应根据自身特点创新方式，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让土地真正实现有效流转。王小同还建议，改变以GDP论英雄的地方考核机制，摆脱GDP的压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如此一来，地方政府也有精力抓好现代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根本措施在于发展现代农业

    要从“不同步”到“同步”，农业现代化需要“追赶”的东西太多，需要探索的领域不少。代表委员们认为，“三化同步”既需要国家在最高层面设计制定相关制度、政策，对地方适当放权，也需要各地方结合实际，创新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根本的措施还在于农业的现代化，通过农业的现代化让农村的劳动力更多、更快地转移到二、三产业。他说，我们现在农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点几，而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为46%，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6，在这种差距下让农民富起来很难。所以要通过农业现代化，通过创造新的农业投资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农业现代化里，加快农业现代化，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来分享二、三产业的利润和工资，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农村也会出现大量劳动力短缺，解决的办法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当生产要素在资本市场的各种信号发挥作用时，市场就会合理配置土地、资金等要素，从而让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快速完成。

    俞学文认为，要充分体现农村的土地价值，国家有关部门应建立相关机制，对国有征用经营性土地的净收益部分，按比例返还农民或用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从事现代农业的农业企业，在批地、资金扶持、融资等方面，中央财政应体现重点性和侧重性。他建议国家出台对农业企业的银行贷款担保机制，解决企业贷款难问题。此外，尽早实现农业立法，建立监督机制，确保农业专项资金落实到位和扶持政策的连续性。

    “现在农村不光是缺多少钱的问题，关键还缺乏一种意识和思想观念、技术去引导，没有年轻人返回去，这对农村发展非常不利。”俞学文说，应有针对性、有选择性、有指标性地放宽对人才回村户籍迁移的制度，让农村接收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有志青年，以农场、合作社的性质创办农业龙头企业，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针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王小同认为，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国家在某些方面应探索政策突破，打造、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三位一体”模式，捆绑整合各类涉农、扶贫资金对其予以重点扶持。他还建议创新农村金融制度，鼓励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适合农村需要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加大力度发展农村小额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