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植物新品种权益保护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打击行政违法的行政保护；二是民事侵权的司法保护；三是打击种子类刑事犯罪的刑事保护。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与其他行业比，首先种业专业性较强，发现侵权案件具有滞后性，对举报、报案的依赖性较强，农户维权意识淡薄，所以线索发现难。其次，假种子鉴定难、认定难，司法鉴定机构少、收费高，难以确定损失数额和因果关系。第三取证难，现场易毁损，时效性强导致物证易灭失。”山东省公安厅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总队王新龙警官介绍说。

　　对于植物新品种侵权，农业执法存在什么挑战？湖北省农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胡涛认为，在种子侵权案件中，企业不知道如何配合执法机关，有时候可能一个无意的举动就把之前调查的证据给毁掉了，怎么配合以及在什么节点来配合至关重要；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企业不主动，嫌麻烦或者害怕打击报复，不配合执法部门提供相关材料；再就是行政、刑事部门衔接不顺畅，对于假种子的法律认定不一致，行政部门认为以此代彼就是造假，可以移交公安机关，而刑事部门认为要有实害性结果的种子才是假的，种子侵权打击力度不太大。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务部负责人王春光介绍说，在具体的法律案件中，我们在市场上发现侵权种子，虽然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由于涉种案件的专业性高，通常实践是先通过农业行政，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后再移交公安部门。但是移交到公安部门后，部分地区由于刑事案件需要被害人自述受害情况，侵权种子没有种到地里，没有产生损失，无法确定受害人，不符合刑事立案的构成要件了，公安机关就没办法立案。

　　企业维权，打假最有效的是在制种环节。制种生产周期相对较长，不同品种的亲本从出苗到开花，从杂交操作到成熟，典型性状表现期长，可查找线索、固定证据。侵权种子一旦进入销售环节，打假难度就很大。因此，我国需要建立上下统一、专业的涉种执法体系，进一步加强种业执法力量，在繁种、制种环节重拳执法，加强处罚力度，保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

　　完善种业立法　为建设种业强国保驾护航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涉种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实践中，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仍面临诸多挑战，我国虽然是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大国，但是保护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解决种业知识产权侵权顽疾，还需要在立法、执法上有所突破。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中国实施二十余年，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我国新修订的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保护单列一章，提升了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大幅度提高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先后制定颁布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植物新品种命名规定》，修订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等部门规章，发布了《农业植物品种权申请审查指南》等规章。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植物新品种保护处处长崔野韩介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在进行新的修订，将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EDV），加大维权执法力度和赔偿力度。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不断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使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目前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仅能依据《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由于行政处罚力度较弱，难以对违法者构成震慑作用，导致近年来套牌侵权行为越发猖獗，严重扰乱了种子市场秩序，挫伤了品种权人创新的积极性。

　　《刑法》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对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均规定了相应的罪名，而植物新品种权属于知识产权范畴，应给予其与其他智力成果同等的尊重。

　　与此同时，要不断加强种业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修订完善司法解释，降低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目前，无证生产、经营种子或未经授权生产、经营保护品种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范畴，但因为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导致公安部门不愿介入查办相关案件，法院对此类违法行为不作刑事处罚。北京科沃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经理奎海玉建议对《刑法》的非法经营罪作出司法解释，将无证或未按生产（经营）许可证要求生产（经营）种子，或未取得授权生产经营保护品种种子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