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补短板。城市收入越来越高了，全国收入也越来越高了，在这个过程中，产品需求是不断在变化的，农民要有能力不断生产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并且要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投入，以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加新的附加值高的适销对路产品。这就要求在乡村建设方面，既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也要政府搭台，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提供水利、道路、通讯基础设施、科技、金融等支持。这样，农民就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也会更加积极地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利用现在的互联网平台，更好地跟最终消费者对接，更好地实现产品价值，这对市场供需双方是双赢的。

　　记者：林老师，刚才咱们纵向梳理了农业现代化的历程，您有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那么横向看整个世界，我们的农业大概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当然如果要和最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可能还有些差距，您认为这个差距主要是资源禀赋还是制度安排？

　　林毅夫：首先，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现在不只是温饱的问题，我们还要往富裕发展。所以从横向来看，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成绩很大。跟发达国家相比，在有些方面，我们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在有些方面，我们不如发达国家。这一方面反映的主要是资源禀赋的差距，我们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是不能改变的现实。发达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土地多，农业生产条件比我们优越。但这种资源禀赋的差距，主要体现为农业结构方面的差距。若论粮食单产，我们跟美国、澳大利亚，跟欧洲比，没有多少差距，很多方面可能还领先。要是单论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我们的差距就大了。美国一个农场，夫妻两个人，耕种1500亩地，它的产出就很多。但地多人少，生产的农产品通常就会是大众农产品，主要用机械化生产。我们精耕细作，每个农户的土地比较少，在单产上面不会比它低，但是总产量就会低很多。另外我们的农业也不只是大宗农产品，有蔬菜、有水果，还有一些经济作物。这些作物需要的劳动力是相对较多的。在这种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农业上面，比如说蔬菜、水果的生产，我们不管是产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所以总体来讲，在农业发展上面，确实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依赖科技，适应市场。但是到底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要综合考虑每个国家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只有如此，才能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记者：林老师，刚才您讲比较优势，我们对这个理论特别感兴趣，您能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给我们一些思路，怎么去指导农业发展吗？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跟过去的发展经济学一个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过去的发展理论通常以发达国家有什么，什么东西能做好，作为参照系，来看自己缺什么，什么东西做不好，然后以发达国家为学习的目标采取措施。当然这个出发点非常好，但是从二战以后的历史来看，基本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起来的。

　　新结构经济学是反其道而行之，要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在农民企业家的努力下，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把它做大做强。当然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比如说“有”，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有农民、有土地，我们缺资本，随着不断发展，土地就是那么多，但积累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留在农村的农民，从人口数量来讲，也是下降的。所以“有”是不断变化的。

　　但是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根据当时有的，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是能够做好的。能做好的，就要创造条件，把它做大做强。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就是要让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都采取一些能让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能够不断良性滚动的政策措施，以此为努力的方向。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不管在什么时点上面，总是看到发展的可能，然后把能发展的发展起来，创造条件，为下一个发展打下基础。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跟传统理论最大的区别。

　　记者：数字技术在弥补城乡融合方面作用很大，但也有一些人提出来，农村落后地区推广数字技术存在一定的难度，甚至有可能产生技术鸿沟，从而导致农民更加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您对此有哪些看法，或者说我们需要做哪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