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方案

　　嘉宾：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院长　林毅夫

　　采访人：本报记者　高飞

　　记者：您很早就研究“三农”。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与以往一系列涉农政策相比，有继承也有发展，这其中一个重要发展便是它的时代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能给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吗？

　　林毅夫：首先，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也必须承认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为什么提出新农村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当时提出的目标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村振兴战略，也包含这五个方面，但是每一个方面都有质的提高。比如说从生产发展变成产业兴旺，产业里面是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生活宽裕变成生活富裕，是指农民有足够的钱花，生活是富裕的；村容整洁变成生态宜居，是指有下水道，有垃圾回收站，农村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管理民主变成治理有效，民主只是一种手段，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要全面发展，要发展就要治理，要治理就要有效。所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走向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农业现代化一直在推进过程中，也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目前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您能帮我们梳理一下这其中的基本逻辑吗？今后的乡村振兴战略，从这个逻辑中还能得到哪些启示？

　　林毅夫：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前提逻辑是要以史为鉴，从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学习经验。在解放前，一方面社会不稳定，农民流离失所，人均自然资源少，经常闹饥荒。解放以后这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对农业农村问题，最早的思路是依靠规模经济，所以就把单家单户的小农变成初级社、高级社，后来变成人民公社。

　　后来1958年、1959年、1960年农业生产受到了挫折，经济发展也碰到困难，才明白单单靠规模经济是行不通的。于是，1961年、1962年以后，生产组织就恢复到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指的是生产队，生产队的规模，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那时候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生产要靠科技，所以就开始引进农业现代化。

　　1978年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改革思路：科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才把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变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还是集体的，生产则是靠各家各户。改革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产量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增产要增收，增收就必须跟市场结合。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在变化的，当收入水平低的时候，只要吃饱就好了，收入水平高了，大家要吃得好，农民就要生产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这一方面要靠科技，另一方面要继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要结合市场的需求，政府则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所以回顾70年的发展，成绩确实很大，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但总体来讲，主要的逻辑就是要尊重农民的积极性，要依靠市场，要依靠科技，要发挥政府有为的作用。

　　我相信只要农村的产业能发展，产品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随着产品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农民的收入会持续增加，就能够富裕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用现代的科技，现代的管理，让农村变得更加美丽，成为一个大家都向往的地方，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义。

　　记者：现在农村的发展还有一些短板和不足，比方说城乡差异，包括一些公共服务方面，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您有哪些改善或者改进的建议吗？

　　林毅夫：我前面讲到1978年以后，农业农村发展得非常快，但是相对于二、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农村的收入增长还是比较慢的，所以城乡收入差距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