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第三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高层会议在中国农业大学开幕，来自国内外的专家领导围绕现代农业展开了一场前沿对话。就在不久前，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农业领域的改革掀开新篇章。农业经营方式变革、现代科技武装农业、农业投资发力等成为代表们的热议话题，现代农业正在迎来腾飞的新动力。

从“小地主”到“大农民”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孕育重大转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承包地流转、抵押等权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预计，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有望成为下一阶段农业发展的热点。

    知名三农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在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此次三中全会的突破之一就是增加了金融工具介入。过去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很难作为个人财产，既不能用作抵押贷款，也不能作为合作社的股份，可以料想，未来银行系统庞大的过剩资金将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结合，这里边有很多文章可做，值得大家关注。温铁军认为，在政策的鼓舞下，农村即将发生新的圈地运动，由此会带动大量资金进入农村和农业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也认为，土地流转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农业发展的主旋律，超小规模的农户将不能适应中国农业的发展需要。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种趋势的必然性：一是中国农业生产存在数量和质量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数量增长永远是我们的第一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我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二是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亟待增强，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我们必须保证农业有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三是中国农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目前的农业组织方式和生产模式都难以满足这一要求。

    杜志雄说，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实现从小地主到大农民的转变，土地的使用权还在分散的小农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使用自己的土地，通过土地的相对集中，达到所谓的大农民格局。在土地集中过程中，目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大农民倾向，即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向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二是大规模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公司化倾向。

    杜志雄认为，就目前来看，土地集中的公司化倾向表现得更为强势，但从国外经验看，在农业发达国家，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才是最主流的农业经营方式。他解释说，企业包地后不可能自己直接经营，而是反租倒包；而种植大户和家庭经营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利益链非常直接，比较符合农业自然家庭高度统一的特点。不过，他也强调说，虽然家庭农场应是政府支持的主导方向，但在一个地方，是选择家庭农场还是搞大型企业，应该是市场选择的产物，不应是政府选择的结果。总之，未来的农业一定是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

    大农业呼唤大服务。杜志雄说，现代农业离不开与之配套的服务业，比如美国是“大农场+大的农业生产服务业”，日本的小农场也有一个庞大的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将来，面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政府应在发展农业服务业上下工夫，比较核心的有金融、技术、品牌建设、品质认证和营销设施建设等。

用前沿科技改造农业

    城镇化是近期的热词，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汪懋华指出，必须将三农发展难题纳入到整体现代化战略中来，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发挥工业化和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带动作用。

    显然，在这当中，前沿的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将会大大加快改造传统农业的步伐。

    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对装备农业的需求大大提高。汪懋华说，农业装备机械化程度落后是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到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据了解，从2000年到2012年，农业机械化推进迅速，国内农机总动力由当初的5.23亿千瓦提高到2012年的10.26亿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由当初的39.3%提高到2012年的57.2%；农机工业已经实现持续六年两位数增长。汪懋华说，要把握农机工业转型创新机遇，推进良田、良种、良法三结合，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机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