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从地理面积上看，中国和欧洲差不多，而欧洲也正在将天然气价格和市场价格接轨，那么中国应该向欧洲市场学习吗？

　　梅德洛克：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实话实说，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多元化的天然气供给源，尤其是北部有俄罗斯，同时，中国和美国的地理面积相当，而且美国北部有着加拿大，加拿大和俄罗斯都是能源资源大国。这样来看，中国最像美国而非欧洲。

　　在天然气从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1970年代之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天然气管道都是由生产商和消费公司通过双边协议建立的，这种情况和现在的中国以及之前的欧洲都是一样的，也可以说美国之前的天然气市场也是被管制的。但是美国现在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需要FRAC的许可，而许可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不绑定”条款，比如说金德・摩根公司（Kinder Morgan）可以建设管道，但其不能控制管道的运能，管道运能的协议由其他公司所拥有。所以可以有15个其他公司来分割管道的运能，如果这些公司没有在指定日期将天然气出售给二级市场，这个市场有其他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也可以获得这部分运能，他们将支付天然气从A点到B点的费用。

　　美国的去管制化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亨利枢纽发挥作用也是1999年的事情，所以美国的天然气市场化也只有20年的历史。而当允许这个过程开始实现，就无法走回头路了。天然气消费者是位于管道沿线的，所以当这些运能被投向市场，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价格发现点。因此当你有了价格发现点，市场开始出现，投资价格信号就会传导。原来美国只有几条非常长的干线管道，而现在有很多公司投资修建大量的支线管道，形成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巨大管网，现在管网的密度非常之大，这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旦开始改变，价格体系放开，那么美国的例子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美国出现了页岩气革命。如果我们依然在上世纪70年代，页岩气革命不可能发生。

　　日报：中国的管道去垄断化困难重重。美国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梅德洛克：美国的天然气管道曾经也是被垄断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80%的跨州管道是由一家公司控制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不绑定合同的推行，更多的建设投资给予价格信号，很多公司开始介入管道建设市场。

　　当你在美国建设管道，需要美国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的批准，FERC将会保证一个公司管道运输费率，这是合同能力的部分。这个费率将给管道公司以12%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所以我们把管道叫做“现金牛”（cash cow），因为你一旦建好，就可以坐享其成，源源不断地挣钱了。因此管道公司的生意非常好，有着非常稳定的收益。所有管道的运能授权合同在市场上出售，而拥有管道的公司并不能参与，因为它总能拿到12%的收益，所以它并不太关心天然气价格。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中国必须要穿山，这就使得中国的管道建设成本很高。美国的管道并不需要跨越落基山脉，而在中国需要从一个多山的地区（中亚和四川）将天然气输送到东部，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在美国，这样的管道可能永远不会建立。尽管西气东输管道从长期来看应该修建，但我认为西气东输管道可能建设得太快了，可能需求信号在这，但如果没有价格你怎么知道需求呢？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判断吗？现在是政府命令修建，中石油修建这样的管道会亏损很多。如果政府控制管道系统，那么相应的盈利和亏损也是政府自己的事。

　　另外，我认为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条管道叫做联盟管道（Alliance Pipeline），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到芝加哥，这个管道距离和俄罗斯到中国的管道没有什么区别。差别在于费率，这也是20多年来中国要和俄罗斯一直没法修建的原因。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管道并不是基于政府的承诺建立的，而是服务商之间基于价格信号建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天然气价格低，而芝加哥的价格高，因此建造管道有利可图。有另一个管道――北方边境（North Border）管线，这条管线的长度更长，因为其不是直线的，而是走之字形，因为要通过市场和产区，同样是根据市场建立的。因此市场会允许长距离的管道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必须有正确的价格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