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钺锋表示，当前中国乡村垃圾处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乡村垃圾收运系统落后，垃圾收运设施覆盖面远远不能满足乡村环境卫生的需要；第二，乡村垃圾收运设施落后，垃圾清运和处理周期过长，垃圾的收运方式主要依靠人力或简陋运输工具，易造成收运过程垃圾的散落和气味的散发；第三，乡村生活垃圾随意地在居民居住附近区域处置，污染严重；第四，可回收和有机类物不能很好回收利用，同时有毒有害类垃圾未能科学地妥善处置，特别是农村常用的农药残留物。
    李钺锋告诉记者，以重庆为例，截至去年，该市1012个乡镇中仅建有垃圾小型填埋场15个，在建7个，共22个，相当于仅2.2%的乡镇建有填埋场；9065个行政村，仅300多个设有垃圾简易堆存池、中转站并断续清运。据调查，目前中国农村每天每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80多亿吨，仅有约2%的农村污水经过处理。

垃圾治理道路远

    黄巧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环保工作却进展缓慢，甚至不如以前。如果不加强管理和宣传引导，势必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贻害子孙万代。针对农村垃圾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黄巧云建议首先从政策层面要制定可行的垃圾和废弃物管理措施，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要加大对农村环境监管和资金投入，确保环保人员到位，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污染防治难题。
    针对目前中国有关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规范并没有体现出农村环境保护的特点、在农村的适用性和操作性不强的现状。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栗甲建议，一是修改《环境保护法》，增加农村土壤保护、化肥农药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城乡污染转移控制等农村环境保护条款，使之真正成为覆盖、统领和指导城乡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二是以上位法为依据，制定《农村环境保护条例》，对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农村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农村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行为准则、农村环境预警制度及法律责任等做出统一具体规范。
    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环保意识淡薄或许会是当下农村垃圾污染触目惊心的主因，针对这个问题，黄巧云建议，政府部门需要在农民群众中大力开展环保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让他们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废旧电池集中回收、农药器皿合理存放、养殖业废弃物达标排放等等变成他们的自觉行动。
    栗甲告诉记者，农村垃圾治理是个棘手的问题，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提高广大农民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认识和能力；二是建立农村环保市场化运作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对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等行业实行特许经营，采用委托运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外资参与建设和经营；三是鼓励致富农民、企业家回馈社会、回报家乡，资助农村环保项目建设。

 
                                      农资企业有商机

   让我们欣慰的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开始重视农村环保工作。从2010年起，中央财政共投入120亿元用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治后的村庄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也涌现出了很多在垃圾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典型做法与模范企业。湖南华容县幸福乡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生活垃圾科学分类、集中处理的制度。通过开展家庭卫生评比活动，激发了农民整治环境的热情。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普济镇建立了“户集-组分-村运-县(镇)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生态处理新模式，基本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收集、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目标。典型做法是：农户将生活垃圾就近投放入户集池，各组保洁员定期将户集池中的垃圾运至生态垃圾池进行分类处理，并将废纸、废金属、废塑料等可回收垃圾进行收集，送至村再生资源回收点进行变卖；将树叶、泥土、尘灰等可降解垃圾，采取生物堆肥的方式在生态堆沤池中进行储存、发酵，转化成有机肥料；将建筑废渣、废旧织物等不可回收、不可降解的垃圾集中于不可回收垃圾中转屋，最后由县(镇)垃圾处理场对不可回收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