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调研看来，一个最直观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失灵了。本次金融海啸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却导致我 国城市经济的重挫，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面积失业，这意味着刘易斯所假设的只有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并不存在，无疑，存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 以及国内市场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这就导致了第一重分离：即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

　　生产地和消费地分离的结果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比较优势的 演进，由于议价权的不平等而逐步转化为对国外—国内的二元结构的自我强化，国内市场的议价权被压抑，大部分利润都转移到国外。而这一特点对出口导向型国家 尤其明显。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当国内的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拐点的时候，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特别 是，跨国公司倘若面对劳动力价格提升的问题时，完全可以将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

　　其次，由于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是存在户籍限制的，这又导致第二重分离———“就业地”与“劳动力 形成地”分离。在珠三角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上一年级，班里的孩子就逐渐减少。到初中，老师甚至会劝学习成绩好的 孩子，一定要回老家去读书，因为高考必须回原籍考试，一些省份的教材和广东省不同。而更令人感到心酸的，是我们在东莞沐足城楼下小卖部访问的一个沐足技 师，居然曾经获得过重庆电脑设计的培训文凭，但由于当地就业歧视和信息不对称，这一文凭并没有为她带来更体面的工作。

　　这两重“分离”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劳工力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工资也无法因供求关系进行价格传导，也就是说，即便出现了劳工荒的情况，也无法大幅度提升工资。林涛 作者系外来工收入支出调研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