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的结果，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换言之，这种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阶级与身份政治的复杂糅合。具体说来，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始终无法获得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城市政府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依然没有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可能性。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一句话，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及其阶级的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其核心信念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向运动”。他认为以前的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19世纪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必然遭遇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大多被严重架空，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仿佛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公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相反，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另一方面，因为体制性的限制，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化遭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去和资本抗衡，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