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消费是现代资本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因为与国家和资本内在利益的契合，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成为事实上的新意识形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推动力。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力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征。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具有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2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的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通大众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是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阶层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劳动产品被彻底地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的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老徐常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而他的妻子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工厂工作，夫妻俩天各一方，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才能碰一次面，所以才会有本书开篇提到的浪漫约定：两个人相约年底在老家的火车站碰面，一起回家过年。老徐的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有趣，同时更让我们感到心酸，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所处的生存困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家庭被比喻为温暖的港湾，家人团聚是中国人幸福的源泉。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像老徐一样离开自己的家庭，开始了无根的漂泊。据统计，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多，在每一个农民工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撕裂的家庭。他们在忍受艰苦的打工生活之外，还要饱受思念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