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企业： 逃避缴费和进入正规部门

　　社会保险所有5个险种都需要企业缴费，除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个人身份参保外，其余就业人员必须以企业或单位名义参保。因此，企业对于社会保障覆盖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社保缴费为例，以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企业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费用分别占工资总额的20%、6%、1%、2%、1%。退出正规部门或不与员工签订合同、将业务外包出去，企业最多可以减少工资总额30%的社保缴费。因此，企业有非常强的动机和积极性采用各种方式逃避缴费，如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者，包括派遣员工、季节工、临时工或勤杂工、兼职员工、外包员工、实习生、退休返聘人员等，由于害怕丧失工作或被其他人取代，他们通常接受这种雇佣状态。一些企业属于非正规部门，比起正规部门的企业来，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很低，或者没有社会保障。根据上文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部门的操作化定义，第一个界定非正规部门的标准是登记注册。中国城镇那些未登记注册的生产经营单位都是非正规部门，如街头摊贩。由于未登记，只能通过调查来了解情况。非正规部门测量的维度之二是规模，国际劳工组织将雇佣规模小于10人的企业界定为非正规部门的参考值，各国可根据本国情况酌情修改。在中国，微型企业的定义在各行各业有所区别，如工业界定为小于20 人，而批发业界定为5人。本文将微型企业界定为非正规部门。第三个方面是企业未登记注册的员工，我们将其理解为正规企业里未签订合同的员工。

　　根据上文对非正规部门的界定，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经营单位进入正规部门有两条明显的界限，一是进行登记注册，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监管； 二是规模由微型企业( 单位) 成长为更大的中小企业。进入正规部门意味着支付法律管制的成本和获得法律保护的收益，如企业可获得法律、政策、金融、财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正规部门( 包括微型企业和非正规自雇者) 有很多的机会逐步成长壮大，要么由未注册转变为登记注册，要么由微型企业( 单位) 成长为中小型企业。企业进入正规部门( 规模膨胀) 的过程中需要扩大用工，在人力资源由丰富转向稀缺( 如民工荒)的情况下，加工资和买社保是常见的吸引手段。另外一条有力的措施就是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将非正规就业转变为正规就业，保障员工获得社会保障的权益。

　　3．非正规就业者： 能力和意愿

　　能力指个体支付社会保险费用的能力。中国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或改善生活纷纷进城打工。但是，城市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农民工很容易因教育、技术、年龄、性别、社会网络等原因被正规部门拒绝，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从而进入非正规部门。即使进入正规部门，很多农民工也处于非正规就业状况，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而且缺乏社会保障。城镇非正规部门进入门槛低，既没有什么法律管制和管理约束，也不需要太多的教育、技术和投资，年龄、性别方面的歧视也较弱。无论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或者在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就业，他们都缺乏社会保障。当然，中小城市的城镇户口劳动力到大城市打工，也会面临这种情况。当政府将针对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扩展到非正规部门时，很多农民工收入微薄，没有能力在养家之外拿出更多的钱参加社保。不过，随着人力资源短缺和工资水平的升高，二代农民工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他们完全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险。不少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其收入源于“半工半耕”，单纯农村务农收入或城市务工收入都不能维系其生存或过上好的生活，只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循环流动”。即使没有户籍障碍，农民工迁移进城的意愿也并不高，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会选择返乡。而且，受雇的农民工无论是在正规部门还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都很不稳定，换工的频率很高，导致其收入也很不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值比较高，换工就更加频繁了。因此，不同的农民工具有不同的社会保险偏好，一部分农民工偏好农村社会保险，并非所有农民工都愿意参加城市社会保险。新生代农民工与先辈不同，对农村没有认同，也缺乏农业生产经验，有强烈的意愿参加城镇社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