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镇化未来发展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过去30年，我国城镇人口由2亿人增加到6亿多人，增长了4亿多人，今后仍将处于快速发展过程。据国务院发展中心预测，到2020年，城镇化率可能达56%左右，城镇总人口将达8亿左右；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63%以上，城镇总人口将超过9亿人。有专家预计，未来10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4亿人左右，按农民工市民化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投资需求，这相当于每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未来20年内，中小城市将成为提升城市化质量、推进城市化加速进行的主要战场。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将是中小城市发展的黄金期。

　　三、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力军，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总体而言，城镇化内涵质量不高，影响到了农民工就业。

　　1.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实际有效城镇化率低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几乎是同步的。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25年左右，且工业化仓促、时间紧迫。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研究，我国实际有效城镇化率只有30%左右，因为现有城镇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镇的“候鸟”。据统计，我国有14个省市GDP突破了万亿，我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而世界上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国家（即人均收入步入3000美元门槛的国家）当时平均城镇化率是55%，按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计算，我国城镇化落后工业化25年左右。同时，由于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量大、质弱、价廉的特点，我国工业化表现为一种低价工业化，即工资水平和非工资性成本低。这虽在一定时期成为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造成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谈判能力低、创新能力不够，城镇缺乏竞争力等消极影响。

　　2.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镇化发展具有无序性

　　我国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乡城人口迁移推动的，而人口迁移的自发性，导致城镇发展呈现无序性。当前70%的农民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使大城市超负荷运转，“大城市病”日益显著。一些大城市布局结构不合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没有充分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硬性指标，出现了盲目性和无序发展倾向。另外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城市功能区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区，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城市病”。而一些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规模支柱产业和公共服务缺乏，导致人们就业难、就医难、上学难，等等，城市没有更多吸引力，有城无市、无人。此外，城镇化发展“点”、“面”并未能有效结合，大城市往往只能“鹤立鸡群”，造成结构失衡，城镇化具有无序性。

　　3.城镇化粗放型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总体质量不高，不彻底，尚属粗放型发展。一是城镇发展速度与农民工市民化不协调。我国城镇新增人口数虽在上千万甚至上亿，但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现在每四个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离开农村、在城镇居住了六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大约有1.61亿，这些庞大的群体虽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城镇的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二是城镇化建设过度依赖土地扩张，土地利用比较粗放，城镇化对土地消耗代价偏大，北方城市普遍面临资源性缺水挑战；同时，城镇发展建筑物耗材耗能多，浪费较严重。三是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环境约束，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和发展速度，加剧了水土矛盾和环境恶化。

　　4.城市生活高价化

　　在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我国城市生活趋向高价化。据估算，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每转变一个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为2.5万元／人。此外，高额的房价、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用使农民工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代价很高。这造成了农民工工资水平和非工资性成本的低价化与城市生活高成本的矛盾，阻碍了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及城市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