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生活成本走高农民工涨薪需求合理，一面是利润下降企业反映“涨薪难”

　　来自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的农民郑晓羽，从2001年起就在江苏昆山、浙江台州等地的电子厂务工，在2008年之后，他的工资由原先的停滞状态稳步增长，今年初春达到了近3000元。但面对记者，他仍说，“相对于生活成本的涨幅，这样的工资也不算高。”

　　《掺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粤浙冀鄂陕渝等地调查发现，出现在东部沿海实体经济领域的“用工荒”正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深度蔓延。一方面，不少企业处于利润下行通道使其自身陷入经营困境，纷纷反映“涨薪难”；另一方面，生活成本走高令农民工涨薪需求合理合情。

　　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等地省市，本刊记者走访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30多家企业。多位受访企业主、基层干部及专家反映，对多数企业来说，合理涨薪仍有一定空间。

　　来自用工成本加大的难题

　　在西部劳务输出大省陕西，务工者对于涨薪有着“刚性需求”。本刊记者在西安各劳务市场随机采访了50多位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要求月薪在2000元以上。“西安现在的物价也不低，城中村改造让我租房越来越远、越来越贵。我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如果工资达不到2500元，恐怕不会考虑。”农民工张新龙说。

　　从企业了解的情况看，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升，市场形势的复杂多变，令制造业企业大都处在利润的下行空间，人工成本上涨给经营带来不小压力。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国资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坦言，虽然企业目前发展状况良好，但用工成本的负担“非常重”。“社保这一块，武汉比上海、广州、深圳的缴纳比例都高，社保加上公积金占工资的比重达30%。2000多人每个月的社保就是200万元，这对新企业的压力很大。”

　　在国内最大的车用齿轮生产企业重庆秋田齿轮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贺永林对本刊记者表示，齿轮行业属于重工业，用工存在刚性需求。工人工资每年都在以20%的幅度增长，但毛利只有百分之十几，支撑能力有限。“仅员工免费工作餐一项，一年下来就是500万～600万元。”

　　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张树瑜补充道，目前公司每年的工资成本为1.3亿元，已占到企业全部生产成本的30%左右，原材料成本占百分之五十几。“研发投入每年都想要增长，也想升级转型，但哪有钱啊？”

　　浙江省经信委最新发布的《2011年度浙江省工业行业运行分析报告》显示，近年来浙江省机械、轻工业、纺织等传统优势行业工资性支出增长速度继续高于产销和经济效益增长速度。近年来不论是纺织服装业等传统行业，还是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全行业薪酬福利涨幅普遍在10%～20%。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东部地区的广东、福建，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以及西部地区的重庆、陕西等地。

　　不正常的薪酬“角力”

　　黎建明常年在山西太原的建筑工地干活，这位来自重庆市铜梁县巴川街道的农民工告诉本刊记者：“老板拖欠工资总能找到理由，有时会说工程队效益不好，工资过年后再发；有时会只发一半钱，另一半过年后补发，目的就是想套住你，迫使你第二年还得回到工地上打工。”

　　本刊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为农民工讨薪的力度，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时有发生。

　　受访农民工说，农民工工资确实在增长，但有的企业却想出“以计天工资代替计件工资、延长日工作时间、取消双休日”等各种“怪招”，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一些建筑工地上的钢筋工、水泥工、钢模工，劳动强度都很大，“天天一副倦容，满脸都是憔悴，时间一长怎么可能不出事故？”

　　同时，有的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以此降低用工成本，规避责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王科说，目前全国存在2700多万劳务派遣工。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工属于季节性、辅助性、临时性的用工方式，但现在已被许多企业“泛化”，例如移动行业的劳务派遣工甚至占到65%。对企业而言，这样的用工方式可以规避制度，但却造成对职工权利的侵害，特别是对年轻劳动者伤害较大。

　　在部分省市，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采用“裁员提薪”方式，用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工人数量等实现“留人”，此举造成员工安全感降低、流动性增大、部分企业信誉下降，造成了新的失业群体。还有的企业为节约成本，倾向于用“熟手”，极力压缩培训成本，对农民工的培训十分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