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生活成本走高农民工涨薪需求合理，一面是利润下降企业反映“涨薪难”

　　来自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的农民郑晓羽，从2001年起就在江苏昆山、浙江台州等地的电子厂务工，在2008年之后，他的工资由原先的停滞状态稳步增长，今年初春达到了近3000元。但面对记者，他仍说，“相对于生活成本的涨幅，这样的工资也不算高。”

　　《掺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粤浙冀鄂陕渝等地调查发现，出现在东部沿海实体经济领域的“用工荒”正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深度蔓延。一方面，不少企业处于利润下行通道使其自身陷入经营困境，纷纷反映“涨薪难”；另一方面，生活成本走高令农民工涨薪需求合理合情。

　　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等地省市，本刊记者走访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30多家企业。多位受访企业主、基层干部及专家反映，对多数企业来说，合理涨薪仍有一定空间。

　　来自用工成本加大的难题

　　在西部劳务输出大省陕西，务工者对于涨薪有着“刚性需求”。本刊记者在西安各劳务市场随机采访了50多位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要求月薪在2000元以上。“西安现在的物价也不低，城中村改造让我租房越来越远、越来越贵。我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如果工资达不到2500元，恐怕不会考虑。”农民工张新龙说。

　　从企业了解的情况看，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升，市场形势的复杂多变，令制造业企业大都处在利润的下行空间，人工成本上涨给经营带来不小压力。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国资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坦言，虽然企业目前发展状况良好，但用工成本的负担“非常重”。“社保这一块，武汉比上海、广州、深圳的缴纳比例都高，社保加上公积金占工资的比重达30%。2000多人每个月的社保就是200万元，这对新企业的压力很大。”

　　在国内最大的车用齿轮生产企业重庆秋田齿轮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贺永林对本刊记者表示，齿轮行业属于重工业，用工存在刚性需求。工人工资每年都在以20%的幅度增长，但毛利只有百分之十几，支撑能力有限。“仅员工免费工作餐一项，一年下来就是500万～600万元。”

　　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张树瑜补充道，目前公司每年的工资成本为1.3亿元，已占到企业全部生产成本的30%左右，原材料成本占百分之五十几。“研发投入每年都想要增长，也想升级转型，但哪有钱啊？”

　　浙江省经信委最新发布的《2011年度浙江省工业行业运行分析报告》显示，近年来浙江省机械、轻工业、纺织等传统优势行业工资性支出增长速度继续高于产销和经济效益增长速度。近年来不论是纺织服装业等传统行业，还是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全行业薪酬福利涨幅普遍在10%～20%。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东部地区的广东、福建，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以及西部地区的重庆、陕西等地。

　　不正常的薪酬“角力”

　　黎建明常年在山西太原的建筑工地干活，这位来自重庆市铜梁县巴川街道的农民工告诉本刊记者：“老板拖欠工资总能找到理由，有时会说工程队效益不好，工资过年后再发；有时会只发一半钱，另一半过年后补发，目的就是想套住你，迫使你第二年还得回到工地上打工。”

　　本刊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为农民工讨薪的力度，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时有发生。

　　受访农民工说，农民工工资确实在增长，但有的企业却想出“以计天工资代替计件工资、延长日工作时间、取消双休日”等各种“怪招”，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一些建筑工地上的钢筋工、水泥工、钢模工，劳动强度都很大，“天天一副倦容，满脸都是憔悴，时间一长怎么可能不出事故？”

　　同时，有的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以此降低用工成本，规避责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王科说，目前全国存在2700多万劳务派遣工。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工属于季节性、辅助性、临时性的用工方式，但现在已被许多企业“泛化”，例如移动行业的劳务派遣工甚至占到65%。对企业而言，这样的用工方式可以规避制度，但却造成对职工权利的侵害，特别是对年轻劳动者伤害较大。

　　在部分省市，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采用“裁员提薪”方式，用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工人数量等实现“留人”，此举造成员工安全感降低、流动性增大、部分企业信誉下降，造成了新的失业群体。还有的企业为节约成本，倾向于用“熟手”，极力压缩培训成本，对农民工的培训十分欠缺。

　　多位受访的中西部企业主认为，稳定成熟的工人队伍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但成本上升、税负较重、市场情况复杂多变造成的企业经营困难，是涨薪“有心无力”的主因。他们建议政府能“稳物价、保政策、减税负”，企业则力求“更新设备、加快转型、拓展市场、提薪留人”，而农民工能够做到“遵守劳动合同、减少盲目流动”。

　　合理涨薪仍有空间

　　2012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不低于10%。其中，深圳新版最低工资标准已于2月1日起开始实施。调整后，深圳市2012年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由1320元/月上调至1500元/月，涨幅达13.6%，为全国已公布最低工资标准方案中最高。

　　受访的一些企业负责人反映，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而感到压力大，增加的人力成本挤压了企业生存空间，在外部市场萎缩、汇率波动下企业利润将变得微薄。根据制造业基地东莞市有关部门的调查，受多种因素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短期内快速上涨。综合平均上升了11.5%，微小出口型企业经营成本上升更达18%。其中原材料价格上涨是主因，占企业成本上升的64.4%，平均上涨14%；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占企业成本上升的14.9%，平均上涨14.4%；再有是人民币升值等因素，2011年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4%。企业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率普遍缩减2~3个百分点。

　　但是受访企业家大都认为，合理涨薪仍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对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普遍占企业利润的30%，已临近企业承受能力的“红线”，但大部分企业对合理涨薪仍持支持的态度。这些企业家表示，人力成本虽然是企业成本上升因素之一，但是相比原材料还不是主要的，所以不会一涨薪企业就倒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宇鹏说，根据德国科隆研究所对全世界42个国家制造业小时工资的比较，中国排在第38位；我们制造业的小时工资水平是美国的1/10，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工资既有竞争优势也有上涨的空间。

　　生产礼品玩具二十多年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广东全宇工艺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松辉说，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汇率变动等因素，都会影响产品出口的价格，唯独劳动力成本以往未能成为我们与外商议价的筹码。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比重长期以来不合理所导致。涨薪实际上是调整了人力成本结构，有利于企业将劳动力成本的支出转移到外贸议价当中。

　　不久前，苹果公司委托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对富士康在深圳和成都的工厂展开“特殊和自愿的审计”，调查其是否存在“血汗工厂”的行为。对此，多家受访外贸企业认为，改变外商对中国供应商不合理压价的行为，对提高劳动者待遇有直接影响。

　　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目前占其利润比重在10%左右的幅度，涨薪对其压力不大。生产导航设备的龙头企业东莞市远峰科技总裁办主任杨军凯说，企业目前没有出现招工难题，实际上一线员工的起薪要高于最低工资标准200至300元，这是企业自动核定各种生产要素之后的决定，而且在一线员工的工资提到1300元至1500元都是比较合理的。

　　由于广东省今年尚未公布调薪方案，企业仍可以执行1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本刊记者在广州、东莞等地的采访中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自动将最低工资调至1300元。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大朗分会副监事长李杰枝说，大多数企业家认为，稳定的外贸市场、高位运行的物价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更影响企业的生存。只要市场还在，企业就有消化涨薪的空间。

　　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多位受访专家及企业主认为，在农民工工资的构成中，收入完全等于工资，没有包含基本的公共服务，造成了劳资双方的负担沉重。

　　何宇鹏说，比如教育，农民工子弟的读书问题在其工作居住城镇解决不了，本该由当地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就变成了个人承担。如果由个人承担，农民工必然要求涨工资，这是个人及家庭生活成本决定的。

　　杨军凯说，由于工厂附近的治安不好，为了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公司与村委沟通，最后决定以各承担一半的形式增加岗亭。建设岗亭的钱，聘请治安员的钱企业都承担了一半。

　　再如，现行社会保障计算方式不够合理，增加了劳资双方的负担。社保金是按照城镇职工上年平均工资的60%去计算，但对于农民工个人来讲，其工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55%，比参照线还低，保费偏重。

　　何宇鹏在武汉对工人工资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去掉加班工资，工人拿到手的就是最低工资。工人所需要的其他城镇社会服务均须个人购买，这实质上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打工的收入除去必要的开支，劳动者已经存不下什么钱了。武汉的调研表明，一个农民工个人缴齐职工社会保险，一年要承担2000元左右的“五险”，相当于农民当年人均纯收入的1/3，那是很高的水平。

　　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30%的缴付比例乘以上年平均工资的60%为18%，如果人工成本在利润里面占20%的话，这一部分就要去掉3.6个点的利润，但大部分中小企业盈利水平还没有达到5个点，如果照此执行的话，企业就意味着有可能要负债。因此，受访专家建议，扩充社会保险，将公共成本降下来，缓解农民工对工资的诉求，给企业更大的回旋空间。

　　在受访专家看来，应要求企业提供更多明晰的劳资信息和数据，以便掌握企业和行业的成本分析和利润情况，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供谈判依据，也为政府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以及财税制度调节提供研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