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人的政府参事提出什么骇人建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会不会吸收采纳；而公众大分贝地表达出愤怒与不满，想必也主要是说给有关政府部门听的。我们知道，政府部门总有超越市场规则规划城市的冲动，好像只要规划出一个高素质的外来劳动力群体，然后通过诸如禁止高中学历以下人口进入之类强制举措，就能够达成所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市场才是真正的用工主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主显然要比政府官员更清楚。一定是先有什么样的企业后才有什么样的劳务市场，而不是相反。

　　市场自会有自己的用工选择机制和淘汰机制，政府部门假如要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式“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有违法治精神，在事实判断上也绝对的越俎代庖。

　　重庆时报：低学历歧视的本质是一种权利剥夺

　　作者：汤劲松

　　好在，这只是一个建议。很难想象，如果在几十年前，珠三角地区的地域经济刚起步的时候，拒绝天南海北的农民工进入广东，现在的珠三角地区将会是什么模样。当然，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成立，而且，用纯粹的“知恩图报”的道德感化力量说事，也并不符合经济社会的话语模式。

　　不由得想起几年前的一个议题：“人口准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她的设想是：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先分开“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然后再在政策法规上区别对待。参事曾添贵的建议，大概可以算这个“人口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或许两者的提出背景不太相同，但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们认为必要的地区，高高挂上“低素质劳动力免入”的牌子。

　　低学历和低素质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这个显然已无需论证。但两位学者的心态却值得探究。的确，高素质的就业群体，对广东“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三促一保”政策，不无裨益。但这位广闻博识的学者显然忘记了，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说到底，它也是民生问题。经济发展，民众受益；经济萎靡，民众受困。当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甚至趋于复杂，最后总是会演变为社会问题，抑或叫做政治议题。

　　就业歧视和二元户籍困境夹击下的农民工的生活境况，非亲历者几乎无法想象。但正是这些任劳任怨的、绝大多数属于所谓“低素质”的劳动力，创造了并正创造着珠三角的经济奇迹。同时，也给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带去了“打工经济”的较繁荣景象。如果这些本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力量被告“免入”，不知对不时闹“民工荒”的珠三角地区的影响大不大，但对几乎以“打工经济”为支撑的地区，肯定无异于一次经济地震。世界已然是平的，更何况全国一盘棋呢？其中利害，恐怕不需要太多的解说。

　　这种以牺牲群体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思维是可怕的，发展经济，不应该是制造民众大面积呻吟的理由。而且这种动不动就借用权力说话的方式，不但延续了对弱势者的习惯性伤害，还有将此习惯政策化的可能。在这些明显已经陈旧的思维面前：民众仿佛依然“只可使由之”，低素质者，作出牺牲是正常的。“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轻巧巧的几个字上面，却不知蕴藉着多少汗水和泪水！况且，这已和“三促一保”政策里的“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有违了。

　　产业升级是条脱困和发展的好思路，为产业升级打造良好的环境也是政府责任的本义。但如此负面效应极大的“低素质劳动力免入”政策，很有不加思索的武断作风意味，既伤人，且伤己。还不如拿出点“反哺”的精神，投入人力物力，将低素质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从根本上解决低素质劳动力对经济长足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