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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进城需要高中学历

网友投稿  2009-07-17  互联网

新闻背景:

  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巡视员的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

  相关评论:

  成都商报:要农民工高中学历是卸磨杀驴

  作者:向兵

  以各种借口限制农民工的论调,近几年屡见不鲜。只不过曾添贵曾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巡视员,按理应该算个懂法的人,不知这种赤裸裸剥夺公民劳动权的违法言论,是如何冒出来的。

  细看新闻,曾添贵的依据大致有三:

  一、广东要抓住“双转移的契机”,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不错,产业结构升级是肯定会提高用工标准的,不过那应该是企业自己的市场行为,假如企业确实需要低端劳动力,这种规定岂不是两头不讨好?

  二、曾添贵认为广东水、电、气、土地等资源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承载能力繁重,对全国富余劳动力的安排,不可能“包打天下”。这话比较笼统,要和第三点结合起来才能看出问题。

  三、曾添贵说,为鼓励广东籍失业人员到粤东、西、北部就业,可制定保留原户籍、原社会保障基金、来去自由等一系列便利政策,并在购房、家属子女安置等方面给予照顾。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可参照上世纪80年代“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子女中的大专毕业生,优先做临时合同工安置。

  看明白了吧?自然资源和公共服务再紧张,对自己人还是要大开方便之门,甚至不惜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去,连“接班”这种僵尸都要挖出来,就是不给农民工机会。这样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再多的资源和服务,只怕也是不够的。

  写到这里已经没有开头的火气,只是为30年来的千百万农民工感到悲哀,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使珠三角成为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谁知,“卸磨杀驴”的悲剧却要落在他们头上--明摆着,目前中国即使城市尚且不能普及12年义务教育,农村尤其是贫困山村孩子能读高中的,更是凤毛麟角。本来到沿海打工是他们惟一的生存之道,曾添贵要堵死的,岂止是几个工作岗位。

  曾添贵不会不知道,改革开放30年,如今汇聚成为焦点的,恰恰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公。而解决之道除了继续坚持市场化手段之外,就是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换句话说,城市资源尚且要有意识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经济下滑时期,遇到一些困难,为了保护城里人的利益,就人为侵害农民工权益,只能再次造成新的不公,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东方早报:曾参事的农民工准入制在迎合谁

  作者:舒圣祥

  看到这样的新闻,马上就能想到另一个更有名的“人口准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人口准入制,是要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的建议,应该算是对人口准入制度的具体化,准入的标准划得很清楚: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

  迁徙自由,就业自由,人人平等——关于人口准入制的批判已经很多了,我无意在此再次重复。值得玩味的是,人口准入制的始作俑者张惟英是法学硕士,发扬光大者曾添贵更是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平等、自由、人权这些基本的法治概念,想必两位应该还是清楚的。为何在应对实际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是满脑子的权力主义?

  当然,作为个人,任何人都拥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正如任何人都拥有自由迁徙于国内的权利一样。我们不能在主张一种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又侵犯另一种平等与自由。为此,我从不怀疑这种引发公愤的观点,在提出者本人可能恰恰是基于某种理性的思考——对于康德所谓“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之自由,我是完全赞同的。

  关键不在于作为委员提案或参事建议的观点本身有多么骇人,而在于这种观点背后迎合的可能是某种政府思维。比如人口准入制度,北京有关部门曾给张委员答复,说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这充分说明张惟英的建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聪明”地迎合了某种官方思维。同样,广东正在强调搞产业转型升级,要大力减少外来工,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曾添贵参事的建议,显然正是为此而提。

  作为个人的政府参事提出什么骇人建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会不会吸收采纳;而公众大分贝地表达出愤怒与不满,想必也主要是说给有关政府部门听的。我们知道,政府部门总有超越市场规则规划城市的冲动,好像只要规划出一个高素质的外来劳动力群体,然后通过诸如禁止高中学历以下人口进入之类强制举措,就能够达成所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市场才是真正的用工主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主显然要比政府官员更清楚。一定是先有什么样的企业后才有什么样的劳务市场,而不是相反。

  市场自会有自己的用工选择机制和淘汰机制,政府部门假如要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式“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有违法治精神,在事实判断上也绝对的越俎代庖。

  重庆时报:低学历歧视的本质是一种权利剥夺

  作者:汤劲松

  好在,这只是一个建议。很难想象,如果在几十年前,珠三角地区的地域经济刚起步的时候,拒绝天南海北的农民工进入广东,现在的珠三角地区将会是什么模样。当然,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成立,而且,用纯粹的“知恩图报”的道德感化力量说事,也并不符合经济社会的话语模式。

  不由得想起几年前的一个议题:“人口准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她的设想是: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先分开“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然后再在政策法规上区别对待。参事曾添贵的建议,大概可以算这个“人口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或许两者的提出背景不太相同,但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们认为必要的地区,高高挂上“低素质劳动力免入”的牌子。

  低学历和低素质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这个显然已无需论证。但两位学者的心态却值得探究。的确,高素质的就业群体,对广东“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三促一保”政策,不无裨益。但这位广闻博识的学者显然忘记了,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说到底,它也是民生问题。经济发展,民众受益;经济萎靡,民众受困。当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甚至趋于复杂,最后总是会演变为社会问题,抑或叫做政治议题。

  就业歧视和二元户籍困境夹击下的农民工的生活境况,非亲历者几乎无法想象。但正是这些任劳任怨的、绝大多数属于所谓“低素质”的劳动力,创造了并正创造着珠三角的经济奇迹。同时,也给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带去了“打工经济”的较繁荣景象。如果这些本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力量被告“免入”,不知对不时闹“民工荒”的珠三角地区的影响大不大,但对几乎以“打工经济”为支撑的地区,肯定无异于一次经济地震。世界已然是平的,更何况全国一盘棋呢?其中利害,恐怕不需要太多的解说。

  这种以牺牲群体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思维是可怕的,发展经济,不应该是制造民众大面积呻吟的理由。而且这种动不动就借用权力说话的方式,不但延续了对弱势者的习惯性伤害,还有将此习惯政策化的可能。在这些明显已经陈旧的思维面前:民众仿佛依然“只可使由之”,低素质者,作出牺牲是正常的。“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轻巧巧的几个字上面,却不知蕴藉着多少汗水和泪水!况且,这已和“三促一保”政策里的“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有违了。

  产业升级是条脱困和发展的好思路,为产业升级打造良好的环境也是政府责任的本义。但如此负面效应极大的“低素质劳动力免入”政策,很有不加思索的武断作风意味,既伤人,且伤己。还不如拿出点“反哺”的精神,投入人力物力,将低素质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从根本上解决低素质劳动力对经济长足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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