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巡视员的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

　　相关评论：

　　成都商报：要农民工高中学历是卸磨杀驴

　　作者：向兵

　　以各种借口限制农民工的论调，近几年屡见不鲜。只不过曾添贵曾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巡视员，按理应该算个懂法的人，不知这种赤裸裸剥夺公民劳动权的违法言论，是如何冒出来的。

　　细看新闻，曾添贵的依据大致有三：

　　一、广东要抓住“双转移的契机”，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不错，产业结构升级是肯定会提高用工标准的，不过那应该是企业自己的市场行为，假如企业确实需要低端劳动力，这种规定岂不是两头不讨好？

　　二、曾添贵认为广东水、电、气、土地等资源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承载能力繁重，对全国富余劳动力的安排，不可能“包打天下”。这话比较笼统，要和第三点结合起来才能看出问题。

　　三、曾添贵说，为鼓励广东籍失业人员到粤东、西、北部就业，可制定保留原户籍、原社会保障基金、来去自由等一系列便利政策，并在购房、家属子女安置等方面给予照顾。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可参照上世纪80年代“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子女中的大专毕业生，优先做临时合同工安置。

　　看明白了吧？自然资源和公共服务再紧张，对自己人还是要大开方便之门，甚至不惜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去，连“接班”这种僵尸都要挖出来，就是不给农民工机会。这样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再多的资源和服务，只怕也是不够的。

　　写到这里已经没有开头的火气，只是为30年来的千百万农民工感到悲哀，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使珠三角成为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谁知，“卸磨杀驴”的悲剧却要落在他们头上－－明摆着，目前中国即使城市尚且不能普及12年义务教育，农村尤其是贫困山村孩子能读高中的，更是凤毛麟角。本来到沿海打工是他们惟一的生存之道，曾添贵要堵死的，岂止是几个工作岗位。

　　曾添贵不会不知道，改革开放30年，如今汇聚成为焦点的，恰恰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公。而解决之道除了继续坚持市场化手段之外，就是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换句话说，城市资源尚且要有意识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经济下滑时期，遇到一些困难，为了保护城里人的利益，就人为侵害农民工权益，只能再次造成新的不公，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东方早报：曾参事的农民工准入制在迎合谁

　　作者：舒圣祥

　　看到这样的新闻，马上就能想到另一个更有名的“人口准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人口准入制，是要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的建议，应该算是对人口准入制度的具体化，准入的标准划得很清楚：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

　　迁徙自由，就业自由，人人平等——关于人口准入制的批判已经很多了，我无意在此再次重复。值得玩味的是，人口准入制的始作俑者张惟英是法学硕士，发扬光大者曾添贵更是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平等、自由、人权这些基本的法治概念，想必两位应该还是清楚的。为何在应对实际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是满脑子的权力主义？

　　当然，作为个人，任何人都拥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正如任何人都拥有自由迁徙于国内的权利一样。我们不能在主张一种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又侵犯另一种平等与自由。为此，我从不怀疑这种引发公愤的观点，在提出者本人可能恰恰是基于某种理性的思考——对于康德所谓“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之自由，我是完全赞同的。

　　关键不在于作为委员提案或参事建议的观点本身有多么骇人，而在于这种观点背后迎合的可能是某种政府思维。比如人口准入制度，北京有关部门曾给张委员答复，说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这充分说明张惟英的建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聪明”地迎合了某种官方思维。同样，广东正在强调搞产业转型升级，要大力减少外来工，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曾添贵参事的建议，显然正是为此而提。

　　作为个人的政府参事提出什么骇人建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会不会吸收采纳；而公众大分贝地表达出愤怒与不满，想必也主要是说给有关政府部门听的。我们知道，政府部门总有超越市场规则规划城市的冲动，好像只要规划出一个高素质的外来劳动力群体，然后通过诸如禁止高中学历以下人口进入之类强制举措，就能够达成所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市场才是真正的用工主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主显然要比政府官员更清楚。一定是先有什么样的企业后才有什么样的劳务市场，而不是相反。

　　市场自会有自己的用工选择机制和淘汰机制，政府部门假如要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式“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有违法治精神，在事实判断上也绝对的越俎代庖。

　　重庆时报：低学历歧视的本质是一种权利剥夺

　　作者：汤劲松

　　好在，这只是一个建议。很难想象，如果在几十年前，珠三角地区的地域经济刚起步的时候，拒绝天南海北的农民工进入广东，现在的珠三角地区将会是什么模样。当然，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成立，而且，用纯粹的“知恩图报”的道德感化力量说事，也并不符合经济社会的话语模式。

　　不由得想起几年前的一个议题：“人口准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她的设想是：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先分开“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然后再在政策法规上区别对待。参事曾添贵的建议，大概可以算这个“人口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或许两者的提出背景不太相同，但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们认为必要的地区，高高挂上“低素质劳动力免入”的牌子。

　　低学历和低素质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这个显然已无需论证。但两位学者的心态却值得探究。的确，高素质的就业群体，对广东“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三促一保”政策，不无裨益。但这位广闻博识的学者显然忘记了，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说到底，它也是民生问题。经济发展，民众受益；经济萎靡，民众受困。当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甚至趋于复杂，最后总是会演变为社会问题，抑或叫做政治议题。

　　就业歧视和二元户籍困境夹击下的农民工的生活境况，非亲历者几乎无法想象。但正是这些任劳任怨的、绝大多数属于所谓“低素质”的劳动力，创造了并正创造着珠三角的经济奇迹。同时，也给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带去了“打工经济”的较繁荣景象。如果这些本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力量被告“免入”，不知对不时闹“民工荒”的珠三角地区的影响大不大，但对几乎以“打工经济”为支撑的地区，肯定无异于一次经济地震。世界已然是平的，更何况全国一盘棋呢？其中利害，恐怕不需要太多的解说。

　　这种以牺牲群体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思维是可怕的，发展经济，不应该是制造民众大面积呻吟的理由。而且这种动不动就借用权力说话的方式，不但延续了对弱势者的习惯性伤害，还有将此习惯政策化的可能。在这些明显已经陈旧的思维面前：民众仿佛依然“只可使由之”，低素质者，作出牺牲是正常的。“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轻巧巧的几个字上面，却不知蕴藉着多少汗水和泪水！况且，这已和“三促一保”政策里的“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有违了。

　　产业升级是条脱困和发展的好思路，为产业升级打造良好的环境也是政府责任的本义。但如此负面效应极大的“低素质劳动力免入”政策，很有不加思索的武断作风意味，既伤人，且伤己。还不如拿出点“反哺”的精神，投入人力物力，将低素质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从根本上解决低素质劳动力对经济长足发展的影响。